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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宰相 金国栋梁
上传者:站长上传 胥鼎 点击次数:4781 次
发布时间-2005-4-12 14:36:44

  胥鼎(?——公元1226年)字和之,金朝代州繁母寺(今山西境内)人,尚书右丞胥持国之子。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中进士。为官以能干著称。不久升至大理丞。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其父胥持国去世,胥鼎离任服丧。承安四年,服丧期满的胥鼎告别家乡,又回到朝廷任职。金章宗问宰相道:“胥鼎是已故大臣家的孩子,他的才能怎样?”宰相说:“此人很干练,会办事。”金章宗点了点头,不禁想起了昔日的大臣胥持国。金章宗为太子时,胥持国便在他身边。这位曾经给自己进献美女并传授房中秘术的心腹重臣,最后因御史台弹劾,不得已退休,并死于军中。现在他的儿子要来谋取一个职位,金章宗不得不另眼相待。但是当时没有别的空缺,不得不暂时让胥鼎担任尚书省著作郎这一闲散职务。不久,胥鼎迁右司郎中,后又转任工部侍郎。这样,胥鼎便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振军安民、定策拜相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胥鼎针对当时专程派人送达文檄的制度,上书章宗皇帝,建议用急递铺转送文檄,以节省人力物力。金章宗欣然接受,便形成定制。这一定制给当时繁多的文书、战报传送带来了很大方便。

  泰和八年,金章宗病故于福安殿,留下遗诏,由皇叔卫王即位。卫王接受诏书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卫绍王。但他继承下来的不是国泰民安,而是内忧外患日重一日的局面。至宁元年,金中都受到蒙古的威胁。危难之时,卫绍王以户部尚书胥鼎为参知政事。希望这位有才能的大臣能助他一臂之力,共渡难关。不久,金国右监军都元帅纥石烈执中发动兵变,入宫杀死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即金宣宗,并改元贞佑。

  贞佑元年(公元1213年)十一月,胥鼎转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还未赴任,又被改为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主管。到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正月,中都形势更加危急,城中粮食已尽,因缺乏食物而饿死的贫困百姓日益增多,民心动摇。军事上又没有进展,突围无望。时任大兴府知事的胥鼎认为应该立即想办法赈济救贫,以定人心。他想出了一条办法:“京师官民中如有能赡养贫苦百姓的人,应该按照他所赡养的人数,晋升官职以资奖赏。”于是颁行临时应急性的出售恩例的规定。比如,允许服丧者参加考试和做官,允许官户与监户的奴婢改变身份为良民等,但都得交纳一定数量的粮草。这些措施。救活了很多人命。到三月份,京城运粮的路已断,金宣宗下令搜集粟谷,派参知政事鄂屯忠孝搜求官府和百姓手中粮食,规定每户只可存两月的粮食,其余都要交到官府,报酬是爵位和银两钞票。当时有粮的人,有的先到胥鼎处交了,谷粟,但鄂屯忠孝想要得到更多军粮,以便在皇上面前表功.规定凡胥鼎所征收的,不许从数额中扣除。于是,百姓极为不快。造成当时粮价飞涨,无粮可买,百姓存粮仅两个月,又要被剥夺,引起中都城内极度不安。幸亏金宣宗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制止了鄂屯忠孝的行为,胥鼎因筹粮有功,四月被拜为尚书右丞。距相位仅仅一步之遥。这时,他仍兼大兴府知府事。

  贞佑二年四月,金与蒙古鉴订和约,中都之围才得以解除。这时,南京留守布萨端等请求金宣宗移驾南京(今河南开封),惊魂未定的金宣宗欲仓猝前往。左丞相图克坦镒坚决不同意,他力谏金宣宗:“皇上车驾一南移,北方各路都不可能再守住了。现在已讲和,聚集兵马积蓄粮草,坚守首都,才是上策。如果去南京会四面受到敌人的攻击。辽东是金国的根本,依山傍海,险要的地形足以凭靠,只需防御一面,可以做今后的退路,这是中策。”但此时的金宣宗早已成惊弓之鸟,哪里听得进去,恨不得插上翅膀尽快飞到南京。七月,金宣宗到达南京汴梁。蒙古一听到金主南迁,认为是南侵的好机会,于是撕毁和约,挥师南下进逼中都。以杨安儿为首的红袄军也趁机起事。南方的宋王朝的岁币也没有交纳,金王朝在南京根基未稳,又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胥鼎先被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他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当时,胥鼎对时局深为忧虑,希望能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于是,上书金宣宗,提出了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等13条建议,并针对当时物价过高的现象,指出:“今之物价高,其弊端在于钞票流通不畅,有出而无入。虽然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这有什么益处呢,今十贯例民间很多,以无所归,故市场交易多用现钱,而钞票每贯仅值一钱,还不及工墨之费。”他认为应当暂时禁现钱,并且令计司以军需为名,安排人力征收,则泉货(指贞佑泉宝)流通,物价也就平抑了。金宣宗采用了他的建议。从此,钱货不用,富人家内困于藏镪之限、外弊于交钞屡变的现象都没有了。

  当时的平阳府两次遭受战乱洗劫,人户散走,各项修复事项都没有完成。打仗所需的衣甲兵器极少。仓廪之中已不足两月之存粮,而田里的夏季作物已被军队蹂躏怠尽,天又久不下雨,秋种还没有播下,虽然有部分人开始恢复生产,但都是老弱,不能耕种,哪里能满足朝廷的征求呢?蒙古方面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等地。胥鼎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战御有期而储积未备的局面。他深为焦虑,请求皇上降空名宣勒1干,紫衣师德号度牒3千,以补军备。阜上责成有司如数给予,胥鼎才正式上任本路宣抚使。

  胥鼎受任于存亡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在紧要关头,他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谋略才能,他上任伊始,朝廷便想调走代州戍兵5000人,另驻他处。胥鼎闻之,认为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金宣宗南迁后,岭外军队都已南调,代州成为了边境要地。正应当置兵防守,而现在却要调走他的兵力,一旦元兵南侵,胥鼎所领的平阳失去了代州这一屏障,便首当其冲了。他马上上书尚书省,尚书省肯定了他的意见,皇上也下令同意了。

  当时蒙古首领铁木真还无意逐鹿中原,对于金的战争也无非是掠夺一些财物和粮草。蒙古强而金弱,金采取坚壁清野之策略,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胥鼎所在的平阳府执行了这一策略,而北边的太原府却没有执行。胥鼎认为,这是朝廷犯的一个错误:“平阳府属于河东南路,太原府则是北路,元兵若来,一定先到北边,所以清野也应当先北后南。况且北路庄稼早熟,其野清了,元兵来后没东西可抢,则必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了,粮草却堆积在北边,这恐怕是引诱敌兵往南来呀。”金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元兵来犯,由于采用胥鼎的正确建议,元兵没有什么收获果然离境而去。

  在宫中寝食难安的金宣宗听说元兵自去,无啻于是喜从天降。他马上传令嘉奖胥鼎:“你以文武兼具的才能,身负治兵治民的重任,坐镇一方,巩固边防,为我分忧解难,谁能像你这样得力。望能更加发扬忠君勤民的品德,以取得安邦静国的功勋。”并以善用谋略使敌兵退出的功劳,晋官一级。

  胥鼎身负皇恩重托,时时不忘光复国土,返都中京。战以兵为本,胥鼎认为练兵为要,当时胥鼎手下一批义军,有精忠报国之士,也不乏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他们便会成群结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胥鼎便自行设置总领义军使、副使以及弹压之官。每5000人设训练官1人,不光是预防作乱,而且要使他们武艺精熟,人人都能顶用。胥鼎的这支军队,在以后的金元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贞佑四年(公元1216年)正月,蒙古又发兵进攻霍、吉、隰三州,接着以6万骑兵包围平阳。大兵临战,胥鼎沉着应战,分兵把守。又设立官赏,预张文榜以鼓舞士气,接着四处招兵买马,招还协从人员7千余名,后又增加6千余名,让他们重新武装上阵。对被俘未归者多方招诱,已归者让他们居所从便。并优加抚恤。平阳城内军民上下同仇敌忾,元兵猛烈攻打了十余日,都被胥鼎派兵击退。

  元兵虽退,河东内部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河东地区多山少地,平时即使地利不遗,夏秋两季都丰收,还常常需要从陕西、河南贩运粮食才能自足。而今河东屡遭兵事,劳动力减少,耕牛缺乏,土地得不到耕种。恰在此时,“屋漏又偏遭连夜雨”,发生了蝗灾和大旱灾,使得收成无几,粮饷匮乏。贫穷无依靠者已经没有东西吃了,富户收藏的粮食也被拿出来分发下去。解州地区屯兵数目很多,粮食储备仅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告急,最迫切的问题是从外地调运粮食接济。往时尚能从陕西、汉中等地贩卖粮食过来,而今偏偏各渡口都设有卡子,不让粟麦过河。这可急坏了胥鼎,他马上奏请皇上允许民众自由贩运粮食,以缓解解州之急。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又在河东继续推行鬻爵恩制,并进一步加以完善。凡补买正班的,依照规定只荫一名,假如有愿意多输的可增加一名,僧道已经具有师号的,也可以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给以升官。准许各路宣抚使发卖,以多获得粮食贮备。而潞州帅府遣官在辽、沁诸郡搜括余粟,还悬以重赏诱人告奸,州县害怕帅府,对百姓动不动鞭笞械击,所到之处,民众骚然。胥鼎则认为解决缺粮的问题不应该去搜括百姓,而应该淘汰冗兵,节省一此不必要的费用,并招集流亡的百姓,劝督农事,假如不这么做,满目疮痍的民众受苦受罪就会更加严重,即使敌兵不来而自身先陷于内乱。现在元兵已去而农事方兴,将适量留一部分士兵进行备战,其余的都遣送他们回去,一旦有警报,再进行征集,这样既休整了民力,又节省了官府财力,万一敌兵来了,也足可以抵御。举一事而两处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胥鼎推行战时出征、战罢耕种的政策,及时恢复生产,以补给其需。在休战之时,他也没有放松对敌人的警惕。他派人侦知元兵驻扎在同州、耀州两地,意欲切断金军东西往来之路,于是委派河中经略陀满胡士门领军赴援。

  不久,元兵欲攻取潼关。看来,他们不仅只想进攻河东、陕西,还将进取河南。枢密院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让他们做好准备。但形势变化太快,这些地方可能还没来得及执行。胥鼎又召河南行院统军司,讨论抵御敌人的对策。元兵已经越过潼关,宣宗命令胥鼎增派兵力渡过黄河以牵制元兵。胥鼎临行时上章宣宗:“我一直念叨自己因国恩才擢列枢密院,只要有战事,我都应该担当。现在元兵人河南,将要到达京畿,我岂能只安据一方,坐观朝廷危急,而不去自告奋勇以少宽陛下之忧?”过去中都被围,而四方无援。现在京师有紧急情况,胥鼎先调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喇噜岱带1万兵马,孟州经略使图克坦伯嘉带5千人的军队,从小路渡过黄河直达关陕,而他自己也亲率5千精锐兵马自平阳支援南京,金宣宗命令枢密府督军及时接应。

  平阳距京师有1500余里,要是等到朝廷下命令之后才去救援,那么需三旬才能到达,肯定会贻误战机。于是胥鼎便身先士卒,带人马星夜兼程赶赴京师,又委任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为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为右监军,镇守河东。胥鼎还没到达汴梁,元兵已过陕州,自潼关以西列营扎寨。绵延数十里。胥鼎考虑到元兵已逼近京师,于是将河东南路的怀、孟诸兵合在一起共计1万5千人,由河中入援,又遣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合力抵抗元兵的攻势。胥鼎顾虑到元兵扼守黄河,于是通知绎、解、隰、吉、孟五个经略司,约定日期会合军队,成夹攻之势,等到元兵从三门集津向北渡黄河企图到达平阳时,胥鼎调遣军队迎战,元兵败退,金国收复了潼关。后元兵几次攻平阳,都被胥鼎派兵击退,于是元兵不得已退出。

  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正月,内外交困的金宣宗决定西征,企图在西边打开突破口,恢复失地,以补充兵源和物资,于是,他命令胥鼎挑选士兵3.5万人,交给陀满胡士门统率向西征伐。胥鼎认为出兵不合适,他分析当时的形势:自从北方兵乱之后,百姓粮食接济不上,兵力也不足,如果再次出兵,不仅运送军粮的劳役不堪重负,而且百姓也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如果宋朝乘机而动,将无法将其制服,这是关系着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胥鼎认为目前金国只可以屯兵防备抵御南宋,不可西征。金宣宗权衡利弊,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取消西征。这个月,胥鼎进拜平章政事(即宰相),封莘国公。

老谋深算、坐镇一方

  不久,金大臣珠赫嚼果勒齐又极力鼓动金宣宗进犯宋朝,本来只想保守国土,苟且偷生的金宣宗被他迷惑了,开始着手制定南侵的计划。兴定元年八月,胥鼎奉诏令发兵,以秦、巩、凤翔三路官军向南征伐。胥鼎上书诤谏说:“自从大安年之后,天下骚乱动荡一连数年,百姓徭役繁重,越来越疲惫,还要日日动用军队,远近民心动摇,没有捕获一个敌人,而我方众多的百姓饱受战争之苦。这是不可出兵的第一条理由。北面的蒙古,西边的大夏两国军队如果乘虚同时来到,虽然有潼关、黄河之险,恐怕也不足为凭,三面受敌,只怕是要后悔。这是不可出兵的第二条理由。皇帝迁到汴京,越发临近宋朝边境,他们肯定日益担忧,认真地防备,听说王师从唐、邓二州出兵,一定会在当地坚壁清野,使我军得不到任何东西,白自地耗费资财,这是不该出兵的第三条理由。宋朝与我国世代为仇,这些年以来不是没有雪耻的愿望,只是威惧我方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国都是乌合之众,急切地让他们作战,怎能保证肯定取胜呢?这是不该出兵的第四条理由。边境的民户,赋役繁重,已经贫困疲惫不堪,加上流离失所移住在河南的乡民,温饱都不能保证,由于贫穷所迫,产生了不少盗贼,如果宋朝暗地里招募,用他们作向导,那么国内有反叛者,国外有强劲的敌人,内忧而外患,这是不可出兵的第五条理由。今年春天将要发动战事,如果出兵不回来,一定会违背农时耕种,耽误了秋天边防用粮,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事,岂可以因为疆场利益而停止,这是不可出兵的第六条理由。”胥鼎不仅举出六点理由反对出兵,他还提出了中兴国家的战略,认为应当遴选文才武将,分布在近边州郡,敌人来了就追击他,敌人走了就全力耕种,以广备储粮。到了士气旺盛,民心稳定,国用丰饶的时候,自可以成中兴之业。但是,胥鼎的建议没有得到金宣帝的采纳。

  金军南侵,起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也遭到早有防备的宋军的顽强抵抗。金国元帅承裔等取得了宋朝的大散关,但大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甚远,中间堡垒相望,如果想要分兵把守,非需万人不可。恒州、虢县所属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如果有什么意外就得分散大散关的兵力,而余下守大散关的兵力又不能支,凤翔、恒、陇等地也没有应援,金军虽取得了胜利,但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胥鼎对此也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出此下策:焚毁大散关,只屯兵边隘虚张声势。

  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四月,为金朝效力达三十年的胥鼎感到年老力衰,于是上书请求致仕。金宣宗面对这位肱股大臣的请求,也左右为难。他年事确实已高,但朝廷此时正值多事之秋,哪能失去这样一位有谋略的大臣。便派近侍劝勉胥鼎再为朝廷尽点余力。胥鼎终于留下来了。他是多么希望金国强盛,但岁月不饶人。他寄希望于金宣宗,向金宣宗提出建议,认为金宣宗细微末节的事抓得太多,天下之大,皇帝哪能有那么多精力去顾及呢?他希望金宣宗将这些细微末节的事交给各衙门去办,皇帝只操其大纲,委任大臣,坐收成算,恢复国土就会为期不远。金宣宗听了。心想自己一心想着宗庙社稷,操劳庶政,日夜不休,而胥鼎却责怪自己事必躬亲,心里甚是不高兴。

  这年十月,陀满胡士门迁元帅左监军、行元帅府事,兼知晋安府、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他雄心勃勃,一上任便修城池,缮甲兵,积贮粮草,以备战守,但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胥鼎听说之后,便写了封信给陀满胡士门,劝勉他勤政爱民。他在信中写道:“元帅始镇河中,惠爱在民,听说你移镇晋安,远近百姓都非常高兴。去年元兵入侵,平阳没有守住,保全河东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一向以威德著称,在军事上不动声色而战无不胜。但近来听说,你在晋安治政过于刚烈,科征也太重。我为你感到担忧啊!古人说,驾御下僚不宽以待人,则人多祸患,用人有疑则士人不尽心出力。况且现在大兵临境,相邻地区都已空虚,小人容易躁动,这实在不能不考虑。希望你能够谦虚对待下属,以忠孝与人结交,严明赏罚,平抑赋税,在上为皇上分忧解难,在下当以为河东长城之托。”胥鼎的一番肺腑忠言,让陀满胡士门如沐春风,他悉心听取建议,勤政爱民,使河东南路一片安宁。

  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正月,胥鼎上言:“沿边州府官员既有减定资历年月之规定,至于掌握军队以及守御边隘的,征战行军暴露在外,备历艰险,应该一起予以减免,以示激烈鼓励。”对于军中的赏罚,朝廷规定在军前立功或犯罪的人,行省、枢密院、帅府都不得自行诛赏。赏罚都由朝廷出,使思有所归,这当然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有些军士犯罪,主将不能够及时实施惩罚,没有能起到警示作用,使得下属无所畏惧,军令也得不到执行。胥鼎奏请皇上,皇上下诏决定四品官以下的都可以裁决。

  当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刺粘何伐南宋,所攻下的城邑多所焚掠。于是胥鼎上言:“承裔等奉诏令宣扬威,正所谓‘吊民伐罪’现在大军已攻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之地,希望帅臣们将所得城邑暂且不要焚掠,务必抚慰。真的要能使一郡能服服帖帖,秋毫不犯,则其他的地方,将不攻自下。假如他们拒绝王师,那才可以便宜行事。”

  河中、晋安依山傍黄河,是关中陕西的屏障和兵家必争之地,经历战争之后,已经残破不堪,但大部分土地仍在金朝手中。如果这两地被元军占据,凭着盐池的富饶,聚集军队积蓄粮草.那么河津以南,太行以北,都不足以凭靠。朝廷认识到了这个重要性,便下诏命令太原、潞州。如所辖县缺少正式官员的,可让当地百姓推选他们爱戴的人作为长官,行省考察后委任其职务。并令运输解州池盐到陕西,以资助西北物质调配。胥鼎又身肩这一重任。

  八月,胥鼎领兵赴河中,到晋安府所属地看到一件怪事。晋安府命令百里之内只留桑枣果木,其余的树木都砍掉。原来是左都监完颜闾山等奉皇上旨意进行清野,此时正是秋收季节,田里庄稼正等着收割,老百姓为了砍树而不得不耽误秋收。这既不能御敌又为害百姓,要是一朝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所砍的木头又不能都搬走,那岂不是帮了敌人。其它的树木都砍了,而桑枣果木留着,这么做不是徒劳吗?面对这徒耗民力的举措,胥鼎上书制止。

  宋金两军在南方征战不休时,北方元兵大举入侵陕西,金朝陷于腹背受敌。胥鼎料敌之策很多,朝中官员有的从中加以阻止,金宣宗对枢密院的官员说:“胥鼎的规划一定不会有错,从今以后,不用你们指指点点。”又派人对胥鼎说:“你专管一个方面,凡事可以酌情规划,不必一一都要朝廷批复,以至白白耽误了时间。”

  胥鼎以年老为由屡次上表要求退休,金宣宗都不同意。他曾经推荐把胡鲁,说他的才能超过自己,让他来取代自己的位置。金宣宗认为把胡鲁也不错,但驾驭人才,处理机务都不如胥鼎。到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金宣宗不得已同意胥鼎退休。金宣宗最后一次把胥鼎召到朝中,亲自扶他坐下,拉着他的手说:“卿屡次请求退休,朕最初没有答应,我是看卿身体尚健,还能为朕治理国家。现在我听从你的要求,退休以后,仍可来京师居住,我遇到什么大事,以后还得向你咨询呢?”胥鼎听到金宣宗这番话语,不禁老泪纵横。他颤颤悠悠地走出太极殿,回头看了几眼自己经常上朝议政的地方,不胜留恋。

  胥鼎虽然离开了丞相之位,但金宣宗遇到大事仍然经常请教于他。自兴定四年冬至次年春,金国雨雪降得很少,土地无法耕种,民心不安,用兵又经常遭到失败。金宣宗想诏谕胥鼎等老臣赴尚书省会议,征求处理这些国事的意见。后担心老臣们身体,不便远赴京师,便命令近侍到胥鼎等府第询问,胥鼎也把他所想如实相告,没有任何隐瞒。

  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五月,蒙古军队驻扎在隰、吉、翼等州,对中原虎视眈眈。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请起复前平章政事胥鼎。他说:“河朔地区数年以来处于战争之中,以前敌军都是秋天来春天走,现在已是炎热夏天还不回去,又不一味地杀人掠货,而是让百姓自由耕种,这恐怕是心机深不可测。枢密院常常传递公文让我会合公府兵出征作战,公府员说有分封,其实力量单薄,而且不能统一指挥,保住自己已不容易。如果朝廷不马上调兵援助,恐怕人们心目中会认为要放弃河北,实在不是好办法。前平章政事胥鼎,才能为相。他威望极高,以前在河东行省,人们都愿意为他做事。现在虽然退休,精力并没有衰减,请求让他带领重兵,统一管理各公府,同心协力防御作战,大概人人都会响应,那么就容易收复失地。”

  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金宣宗崩,金哀宗即位,金朝历史翻到了最后一页。金哀宗完颜守诸在即位诏令中说:“朕继承先帝的遗愿,凡对时局有利,准备扩大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都要认真去施行。”但时局比金宣宗时更为危急,金朝陷于三面临敌的境地,而内部国库空虚,人才缺乏,稍明时局的人都对此深为担忧。有一天,一个男子身穿麻衣,看着承天门又笑又哭,人们责问他,他回答说:“我笑,笑看将相不堪其任;我哭,哭泣金国即将灭亡。”金哀宗听到后,也不由地伤心落泪。他多么希望能挽回金朝的颓势,也担心祖宗创下的基业在他手中断送。看看朝中大臣,都是庸碌之辈,当此国家危亡之时,要是能有一位大臣出来力挽狂澜,那真是江山社稷之福。他想起宣宗朝的肱股大臣胥鼎,在危难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而且足智多谋,才兼将相。金哀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于是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金哀宗重新启用老臣胥鼎,拜他为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

  胥鼎一上任,河朔等地州郡多来归服他领导,金哀宗将大河以北的地区都归胥鼎节制。胥鼎感怀两朝对他的知遇之恩,仍老骥伏枥,但毕竟廉颇老矣,这位为金朝鞠躬尽瘁的大臣,像一头老黄牛,精力一天天地衰退。对政事,他已力不从心,虽然他的威望仍在,他想停下来歇一歇,也好松了一口气。这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留给他的时日也不多了。他再次向金哀宗请求退休,并且推荐朝廷中有才能的人来代替自己。金哀宗实在离不开自己所倚重的老臣,他狠心地拒绝了胥鼎的请求,还勉励他说:“卿原来在河东时,国家残破社稷危亡,实在狠难以保住,而卿一去马上就稳定了局势,自从卿移镇河东,敌人就不敢入侵。为什么过于避嫌呢?况且君臣本是一家,我对臣子也并不另眼相待,你说的是外人话,是想得过头了。况且他人的才能谁能比得上你呢?你年事已高且长期辛劳在外,我哪里不知道呢?但是此事关系到国家积累百年的基业,河朔地区亿万生灵的性命,希望你能勉乎其难,一展雄才大略,共同努力把国家大事办好。”胥鼎奉诏以后,心里感到一种莫明的恐惧,不是死,而是生的恐惧,残破孤危之时,皇上将国家社稷之命运系于己身,他再也不敢言退休的事情。

  正大三年(公元1226年)七月十七日,胥鼎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身边还摆着一叠叠的公文,他的脸是那么的安祥。在胥鼎死后的第八年,金朝灭亡了。

  胥鼎通达吏事,有度量,掌握政局非常镇静,所到之处,不论贤与不贤的人都很敬重他,金朝迁都河南以来,书生出身而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只有胥鼎一人,金国朝廷由于连年征伐,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蔽,时逢北面蒙古兴起,与宋和西夏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使金朝内外交困。到金宣宗时,蒙古兵围中都,金朝廷不得不南迁汴梁,虽有胥鼎等一批能臣奋力匡,但大厦之将倾,终究没有挽回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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