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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于张献忠,饮恨自灭的明末兵部尚书
上传者:站长上传 杨嗣昌 点击次数:5428 次
发布时间-2005-4-7 23:56:16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秋,主理军事的兵部尚书张风翼去世。此时,正值北疆清兵虎视眈眈,西北农民军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一日,崇祯帝朱由检为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兵部尚书之职而大伤脑筋。他召集群臣上殿议事,四顾“廷臣竟无可任者”。正当群臣纷纷扬扬推举兵部尚书人选时,突然,他想起了曾总领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原陕西总督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正在家中为父母守丧。于是,一向敢想敢为几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力排众议,于次年三月将杨嗣昌召回京都委以兵部尚书之职。在短暂的时间里,杨嗣昌在治军议政方面显示了他出众的才华,深得皇上倚重,从此,杨嗣昌跻身朝廷权贵之列,主持军务达五年,充当了一名皇帝宠重的得力助手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

皇帝青睐恨用晚

  明朝末年,社会黑暗,土地的高度集中使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苛捐杂税的重负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尤其是天启年间,阉人魏忠贤把政,其人手段卑鄙,邪劣无耻,广植党羽,权倾朝野,天下人无不痛恨。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一向宠幸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病逝于乾清宫.遗言由其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朱由检登基后。诏明年为崇祯元年。他就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史称庄烈帝。崇祯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知书达理,锐意求治,很重视人才。上台后,他不动声色地铲除了宦官魏忠贤的势力,使自己牢牢地掌握了国家大权。然而,此时西北地区传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号角,使这位欲有所为的年轻皇帝感到一种莫名的惊惧。

  地处边塞的陕西是有名的贫瘠之地。这里蝗灾旱灾不断,人民极端贫苦,但官府却丝毫不减免百姓的税赋。无可奈何的农民先是吃秕糠,再吃草根树皮.最后只好吃观音土,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崇祯元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纷纷爆发,一时风起云涌,竿立影从。随着起义的发展与队伍的壮大,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位领导人的名字为许多起义弟兄所熟知。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生,自幼家贫,当过放羊娃、驿卒,他的队伍主要战斗在陕西、河南、山西、京冀一带,是明末最主要的起义队伍。张献忠,字秉吾.陕西延安人,粗通文笔。为人多谋,其义军经山西、河南,主要活动于川楚地区。此时的农民起义战火燃遍大江南北,明朝政府岌岌可危,镇压农民起义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而为崇祯帝看好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这个重任。

  杨嗣昌(公元1588一一1641年)字文弱,武陵(湖南常德县)人,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06年)进士。早年,他曾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天启初年因病回家。崇祯四年.当杨嗣昌在山海关整饬军备时,他父亲杨鹤因未能平息陕西叛乱而被罢免去总督之职。他在父亲失宠之后,曾成功地担任过几个重要的军事职务。到公元1634年。他成为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着宣府、大同和山西北部。那时候中原饥荒,农民起事不断,杨嗣昌针对流民无以为生计的情况,曾上疏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起义军。后来,他又多次陈述治理军队的看法,在多方面有所规划,“帝异其才”。

  崇祯九年,杨嗣昌被召委以兵部尚书时正值守母丧期间。在守丧期“夺情”赴任,在明朝是一桩很引人争议的事,又加以杨嗣昌之父杨鹤治陕无功,因此一些大臣坚决反对。但崇祯帝认为,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与专长.杨嗣昌于是顺利地掌握了国家的军事大权。当年杨嗣昌中举之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遍览先朝遗事,为文雄肆,长于口辩。原来的兵部尚书张凤翼性格柔弱、办事昏庸.兵事无所计划。杨嗣昌“锐意振刷”,采取了许多措施,于是兵部气象为之一新,他也深为皇帝信赖,“所奏请帝无不听。”

  内外交困之际,杨嗣昌采取“安内以攘外”的策略。对待清军,他主张讲和,在边境开设互市,和满洲进行贸易,并企图与清兵订一个军事和约.以此来赢得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农民起义军。虽然他的这一设想遭到朝臣激烈反对而没有结果。不过。他在任期间很少主动攻击清军却是实情。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略上,杨嗣昌从战争部署、统帅、兵饷、军纪渚方面都采取了措施。在战略部署上,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之说,这就是以杨嗣昌为督师,以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责成这四地巡抚”分任剿而协防”以防为主,守备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管区为主,协剿为辅,如此而构成对农民军“十面网”的大包围,最后以三边总督、五省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专剿的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歼灭起义军。在军事统帅方面,杨嗣昌认为驻防河南的王家桢是一个庸材,七年防守而无功。他很欣赏曾经讨海盗有功的福建巡抚熊文灿,熊文灿也自夸“足办贼”。于是,杨嗣昌决定由他总理“剿贼”,并在全国增兵12万。随着驻防任务和兵力的增加,杨嗣昌提出通过多种途径增加粮饷,并许诺只征收一年为期限。崇祯认为:“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力无以为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遂答应了杨嗣昌的提请。

  与此同时,杨嗣昌又狠抓练兵。严肃军纪。重视将领的选拔。他严令:“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权”,“总兵不用兵,立夺其帅印”,“临阵脱逃者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面对自己的策划与安排,杨嗣昌洋洋得意,在崇祯帝面前夸海口:一年内荡平起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杨嗣昌所料!

昙花一现的胜利

  面对明军的作战计划,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起义军队伍庞大,深得人民拥护,南北呼应,所向披靡,不多久,张献忠的队伍首次突入四川。天高路远,熊文灿无心出战,这位十年前因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朝廷所任用的将军,想用依样画葫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许多有利的战争机会都被他错过了。很快,一年的时问过去了,战绩颇微的杨嗣昌上疏引罪,要求自罢职务,荐人自代。皇帝不许,杨嗣昌留任。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初,熊文灿不顾部下的强烈反对,与张献忠谈判招抚事宜。同年五月,张献忠“受抚”,被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在此期间,起义军乘此良机加强休整操练。“人不散队,械不去身”,“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买马制器,日夜整办,惟恐不及”。同时,张献忠还在经济上积极准备,一方面堂而皇之的向明朝政府请地讨饷,毫不客气;一方面“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这样,张献忠的起义军势力又得到进一步扩充。当然,明军在这一时期,也利用喘息的机会,对在陕西和河南边境的李自成起义军进行了打击,使农民起义军不得不在崇祯十一至十三年间(公元1638~1640年)用大部分时间重建濒于溃散的队伍。

  两支强劲的起义军一“降”一败。杨嗣昌平叛的胜利似乎已唾手可得。就在此时,满洲军队大举入关,直蒙北部及山东等地60多座城市陷入清军手中,明朝政府不得不迅速从西北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应付。杨嗣昌由此陷入群臣的责难声中。先是卢象升要求与清军战而杨嗣昌认为不可轻易开战,结果“机宜已变”,杨嗣昌被贬官三级,“戴罪视事”。不久,山东济南陷落,给事中李希沆再次上疏陈述杨嗣昌自崇祯九年上任以来的过失,要求皇帝处斩他。众所周知,杨嗣昌的升迁是崇祯帝一手提拔的,对杨嗣昌过多的指责无疑是埋怨皇上用人不察。崇祯大怒,将李希沆贬官,杨嗣昌虽有皇帝荫庇,然不自安,“屡疏引罪,落职冠戴视事”,并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自己的位置。虽然如此,崇祯帝还是一直信任杨嗣昌。

  针对严峻的现实,杨嗣昌再次强调了他的“四正六隅”策略,审慎地布置了全国各处兵力。皇帝又采用了副将杨德政“简政”的措施:各府中裁汰通判之职,设练备(主管练兵的官),各州裁汰判官,各县裁汰主簿,设练总,军职都受辖于地方正官,专门训练民兵。后来,考虑到增收“粮饷”一年时限已到而“贼”未灭,杨嗣昌建议延期征收。这加重了农民负担,更多农民加入到了起义军行列。

  崇祯十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再次宣布起义,声势浩大,人数众多。皇帝大惊。将自诩已使张献忠招安的统帅熊文灿处斩。熊文灿是由杨嗣昌引荐的,对他的处斩.无疑是给这位“剿贼”总指挥一记响亮的耳光。杨嗣昌只好硬着头皮,“自请出师”。于是他接受了皇帝赐予的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各省兵马相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部参以下俱以赐剑从事”。

  十月,杨嗣昌坐镇襄阳“剿贼”总指挥部。大誓三军,气势汹汹地向张献忠起义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总兵左良玉部与陈洪范部会合,围攻沈丘,攻击起义军贺一龙部。明副将张琮、于明忠率军行90里,抵达贺一龙驻地,大肆杀戮,并追奔40里,斩首3000余人。其后,左良玉又在襄阳攻杀起义军王国宁部,并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留在樊城的妻子儿女。首战告捷,杨嗣昌大喜,授予左良玉“平贼将军”印章,令其总领诸部,专力剿杀。

  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主要转战于陕西东部,左金王、贺一龙部活动于汉水东侧,杨嗣昌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张献忠。由于明军初战告捷,士气旺盛,而张献忠部屡败于兴安,他再次要求得到朝廷宽抚。深受张献忠“受抚”之害的杨嗣昌早看穿了他的手段,自然不答应,他下令:“其能降者授都司以下官,惟献忠不赦。”张献忠于是让托天王常国安、金翅鹏刘荣原去投降,他趁机逃往四川。左良玉率军紧追不舍,杨嗣昌恐其有诈,要求左良玉返回,左良玉不从。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月,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来到号称“川东北隅之屏藩”的玛瑙山。他们意气风发,在山巅构筑工事,准备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左良玉追至玛瑙山时,对部队作了合理布置。与此同时,他又令叛徒刘囤熊伪装成运输粮食的农民军,诡称粮食已到,骗取了信任,进入张献忠军营,纵火为官军内应。明军与农民军在玛瑙山进行了殊死决战.张献忠虽然突围成功,但农民军损失惨重,许多有经验的农民军将领都英勇牺牲,张献忠的妻子儿女也都被俘。玛瑙山之役,使张献忠大伤元气。只得到大界岭(回川城口厅西北)休整。杨嗣昌却利用这次机会大吹大擂,急忙报捷京师。崇祯帝赐于他太子太保的头衔,赏赐之物不计其数。

  杨嗣昌为胜利而弹冠相庆,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胜利之后,明军的命运开始走向失败的无底深渊。

兵败巴蜀凄凉地

  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四月进入大界岭山区后,从容休整,其时兵少粮缺,暂处低潮。罗汝才,惠登相因作战受挫,欲求“安抚”。杨嗣昌明白。现在乘胜追击是极好的时机。然而,此时的他已力不从心了。首先是他与主帅左良玉发生矛盾,左良玉性格粗鲁,为人横暴。贪财好利,倚仗军功,根本不把杨嗣昌放在眼里,这自然使杨嗣昌不满。不久有人谣传杨欲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而杨嗣昌因熊文灿之事而不敢乱来,遂得罪了左良玉。又交恶贺人龙,两面不是人。张献忠抓住这一矛盾加以利用。张献忠败走时,遣其党马元别择重宝送给左良玉,并对他说:“献忠在,故公且重。公所部多杀掠,而杨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一时心动,遂纵之去。“良玉与嗣昌议不合,围而不攻。”固其次是驻扎在山谷中的明军人马,因天气炎热,瘴毒浸体,或病或死,远离家乡的京兵、云南兵都很思念家乡,许多人在夜里逃亡。在这种困难形势下,杨嗣昌又被迫搞起“招抚”来,他派起义军叛徒金翅鹏到驻扎在巫山北部磨山、棋山的罗汝才部游说,罗汝才开始动摇,后在张献忠的帮助下,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决心与农民弟兄们一道继续坚持斗争。然而罗汝才所部的9股部队有7股都投向官兵。

  杨嗣昌在使用招降伎俩的同时,调集兵力于夔州土地岭,打算以贺人龙、李国奇、张应元、汪云凤等部与张献忠农民军决战。然而,此时左良玉、贺人龙与杨嗣昌的矛盾已尖锐化,调动兵力时,杨嗣昌传三檄而不至,他们根本不服从调遣,这就使杨嗣昌集中兵力在土地岭与张献忠决战的计划无法完全实现。另外,到达土地岭的总兵张应元、汪云凤部,都是从湖广招募的新兵,既未严格训练,又无实战经验,战斗力很差。张献忠准确地把握了明军的这些弱点,一到土地岭,他就命令部队对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明军不熟悉地形,背腹受敌,经过一整天战斗,明军被歼灭5千余人。其后,农民军又乘胜向驻守黄泥隘、竹菌坪的张会、秦良玉部发动进攻,全歼两部3万余人。这些失败,使杨嗣昌企图在楚蜀交界地区消灭张献忠的“专剿”的幻想完全破灭,士气高扬的农民军,顺利突入四川。

  四川巡抚邵捷春为了防守张献忠深入四川派总兵方国安担任扼守十二隘口的任务,张献忠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当机立断,于崇祯十三年九月迅速突破观音岩、三黄岭,攻克大昌,进屯开县。杨嗣昌气急败坏,杀掉防守失利的官员。进入四川后,张献忠对那里的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十分熟悉,这里“民变”四起,群众基础好。起义军如鱼得水,先后攻克绵州、德阳、金堂、新都、汉州,于十一月抵成都城下。

  杨嗣昌看到尾追张献忠毫无结果而官兵损失不少,又耍“招抚”花招,企图以软的手段分化农民军的力量,各个击破。下令赦罗汝才罪,降则授官,惟献忠不赦,擒斩者赍万金、爵侯。”就在他下令张贴绘图榜文的第二天,重庆的大街小巷。甚至连他的公堂、厨房、浴室、厕所都贴上:“有能斩阁部杨嗣昌头来献者,赏银三千”的标语。杨嗣昌发现这些标语后惊愕万状,甚至“疑左右皆贼”,但是手持尚方剑的他,还是故作镇定,命令所属部队向张献忠讲攻。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十二月,张献忠率农民军由隆昌、永川一带向泸州方向进攻,杨嗣昌不听军前监纪万元吉要他守住农民军北返之途的劝说,而是集中兵力尾随农民军,被牵着鼻子走,因而被打得落花流水,误失泸州。次年正月,农民军抵达四川开县黄陵城,与明军展开一场激烈战事。当张献忠部已在黄陵城安定下来时,尾随而来的官军总兵猛如虎临近天黑才到城下。当时天正下雨。官兵衣物湿透,道路泥泞,部队行动不便,但参将刘士杰急于邀功,策马向农民军冲去。农民军一再假败,将明军哄人山中设好的包围圈,然后前后夹击,官兵丧魂落魄,几乎全部歼灭。

  黄陵城之役,使明军大伤元气。杨嗣昌对此痛心疾首,“悔不用诸将扼归路之谋。”一向信心十足的杨嗣昌此时已威风扫地。他匆匆离开重庆去川东的郧阳,准备返宜昌、沙市、以应付张献忠由蜀入楚的险恶局面。

二载辛劳一朝毕命

  襄阳自古是军事重镇.杨嗣昌“督师专剿”张献忠农民军的大本营就没于此。黄陵城战后的农民军士气高扬,张献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襄阳作为重要进攻目标。坐镇彝陵(今湖北宜昌市)的杨嗣昌火急传令襄阳官军加强防守。张献忠知道襄阳城防坚固,官兵众多.不可硬攻而只宜智取。他派李定国伪装进城,里应外合,于半夜攻入城中。杀死朱姓宗藩和知县李大觉。这样,起义军占领了襄阳城。城里杨嗣昌积存的五省饷金及朱姓封王的金银财宝全部被农民军掠得,农民军还收编了杨嗣昌派驻襄阳的数千名守军。

  襄阳被农民军攻占后,杨嗣昌从彝陵往荆州(湖北江陵)求见襄王朱常润,希望朱常润能在崇祯帝面前说情,朱常润断然拒绝。杨嗣昌深感罪责难逃,因为他明白,襄阳的得失是他剿“贼”成败的象征,它于明朝的存亡非常关键。崇祯十三年(公元1641年)三月二十八日。杨嗣昌在沙市徐吏部强作镇静的为自己祝寿。左良玉、朱信指责他“玩寇贴患”,使他又气又惧。“出师经年,情见势屈,责我者四面而至矣!”他无面目见天子.只有一死了之。三月初一,杨嗣昌在沙市服毒自杀。终年54岁。

  崇祯帝得知襄阳失守与杨嗣昌自杀的消息惊惧不已。他似乎有些后悔当初用杨嗣昌其人.为了掩饰,崇祯帝亲自为杨嗣昌传谕:“辅臣二载辛苦,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并给他追加“太子太傅”的头衔,命人将他厚葬于他的故乡一一武陵。

  明“剿贼”督师杨嗣昌死去的消息,给了农民起义军以极大鼓舞,它激励着人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杨嗣昌死后第二年,张献忠建立大西农民政权,率军转战于川、楚、云、之地,给明政府以极大打击。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于煤山。到此,明朝政权灭亡了。

  “剿贼”未捷身先死的杨嗣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为了维护赏识他的朝廷,可谓殚精竭虑。在他督师襄阳期间,杨嗣昌针对农民军提出了许多对明朝廷较为有利的策略,自己也身先士卒,足见其用心之良苦。然而,杨嗣昌办事“琐碎”。与前线将帅常起纠纷;同时,他没有正确估计农民军的力量和作战方法,也没有注意到满洲清军对中原的窥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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