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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一代药王
上传者:站长上传 孙思邈 点击次数:4529 次
发布时间-2005/3/19 0:42:33

立志医门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原)人。他自幼天资聪慧,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年已通晓诸子百家,尤善谈老子、庄子并且还喜好钻研佛教典籍,曾被人称为“圣童”。

  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缺而弗论”。孙思邈目睹民众缺医少药,回顾自己幼遭风冷之疾,屡造医门,为治病而罄尽家产的痛苦经历,遂志学做一名“苍生大医”,毅然放弃仕途。他以历代名医为榜样,刻苦钻研医药典籍。对于诊疗疾病的方法,采药和制药的法度,养生保健之术,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他总是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在他二十岁左右时,便打下了一定的医学基础。

  孙思邈年长时,因避当时战乱和朝廷征辟,曾隐居太白山,后又隐居终南山。唐武德年间与道宣律师相识,结为知交,每一往来,谈论终夕,使他们在医学上都得到裨益。佛教的“医方明”也是有关医学研究的学问。孙思邈的医书佛教典籍中有关于印度医学的“四大”——地、水、火、风学说,百一学说,耆婆、阿伽佗诸方,天竺国按摩等内容。而道宣的医学知识对孙思邈是有影响的。相传“天王补心丹”就是道宣发明的。

  据《华严经传记》卷五所载:“义宁元年,高祖起义并州,邈在境内,高祖知其宏达,以礼待之,命为军头,任之四品,固辞不受,后游历诸处,不恒所居。”但他曾与亲友说过,待将来社会上出了贤明君主时,我可以出来做些济世活人的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特将孙思邈召诣京师,准备授以爵位,孙思邈仍婉言谢绝。此次进京,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长安医家,阅览各类医药书籍。孙思邈与甄权、甄立言兄弟关系密切。他推崇甄权的针法。深州刺史成君绰身患急症,颈部肿胀,喉中闭塞,滴水不下已有三日,求治于孙思邈,孙思邈请甄权会诊,由甄权针刺而愈。他还记录下了甄立言治心腹冷痛五辛汤方,指出该方有良效。

  孙思邈不但重视书本知识,而且更注重实践。他遍历关中的山川,并在贞观年间南下到四川考察风土人情、采集药材、炼制丹药、沿途施诊。此行丰富了他的医药知识,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实践经验。他曾在峨眉山道士处得高子良服柏叶法,在江州(今江津县)治愈前湘东王的脚气病,为梓州(今中江县三台)刺史李文博治愈消渴病。在此期间,他亲自为六百多麻疯病人作过治疗,治愈者达十分之一。归途上又为梁州(今陕西汉中)汉王李元昌治疗水肿获效,为陇州韩府君用马灌酒治疗风疾,还用瞿麦丸治愈了一位中流矢者,使其身上的箭头经服药后自行脱出。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孙思邈有感于医方本草部帙浩繁,忽遇急症求检困难的情况,遂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结合他个人的学术经验,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撰成了《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30卷。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千金”两字命名。该书较系统地总结我国自古以来至唐初的医药学成就:“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故被医家和学者所尊崇。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召见孙思邈,欲授以谏议大夫,他辞谢不受。此年正好是《新修本草》问世。这次应诏孙思邈在长安达十六年之久,其间曾随从唐高宗到避暑的胜地麟游九重宫等地。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孙思邈以疾病为由请求回乡,朝廷赐以良马代步,又将京城光德坊一所旧宅赐给他居住。于是孙思邈只得再次居留下来。当时的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皆以孙思邈为师尊,请教学问。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之意,藉以对三十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作一总结。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年逾百岁的孙思邈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嘱其家人薄葬,不藏冥器,不须宰杀牛羊来举行祭祀活动。但他“功在生民,则民祀之”。人们为了纪念孙思邈,尊其为“药王”,将他晚年隐居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箫鼓年年拜药王”,已成了孙思邈故乡人民千百年的习俗。

  孙思邈终生精勤不倦,著述很多,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1卷、《会三教论》1卷、《福禄论》3卷、《摄生真录》1卷、《龟经》1卷等。

德识才学

  孙思邈学识渊博,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论述了作为“苍生大医”的两个基本条件:“精”、“诚”。

  所谓“精”,是指精深的医学造诣和精湛的医疗技术。他在《大医习业》中指出:凡想学医并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首先必须熟读古代的医药典籍、熟记医学理论和各家的学术经验。如对《素问》、《甲乙经》、《黄帝针经》、《明堂流注》等书;对人体十二经脉循行及主病、三部九候的脉学理论、五脏六腑的生理病理变化、表里孔穴的位置、药物学,也要了如指掌;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名医的著作也要精读,细心领悟奥妙。同时,又须妙解阴阳、五行、《周易》、相法等数术,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大医”。不然犹如“无目夜行”,“动致颠殒”。其次是读医书当寻思妙理,留意钻研,这样才有探讨并与人切磋学术的起码条件。另外,还须涉猎群书,必须具备除医学之外的哲学、文学、史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才能使自己在医学上精益求精。如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尤为推崇。在写《千金要方》时,他未能看到该书全本而感遗憾。后经过几十年的搜寻,终于在晚年时觅得。他在医疗实践中首创以法类证、以方类证等研究方法。 所谓“诚”,就是对病家、对同道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讲了医德问题,《大医精诚》论述了医德与医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终循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九候,动数发息,不满五拾,短期未知决诊,九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窥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此皆医之深戒。”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有从医的资格,否则,虚而损之,盈而益之,热而温之,寒而冷之,只会使病情加重。所以孙思邈指出:“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孙思邈回顾自己初学医时,对治狂犬病无把握,治疗辄不效验。“自此锐意学之,一解已来,治者皆愈,方知世无良医,枉死者半,此言非虚。故将来学者非止此法,余一一方皆须沉思留心作意,殷勤学之,乃得通晓,莫以粗解一两种法即谓知讫”。他反对这种学不稽古,守株待兔的学风,认为这是“识悟非深”的表现。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私心杂念,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人们的疾病伤痛。假如遇到患有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或人所恶见的病人,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 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有涵养性。诊断疾病,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须临事不惑,应当审谛覃思,不能在病人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病人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更何况病人正在痛苦之中,医生怎能分心去享乐呢?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便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孙思邈还指出:即使医生处于条件优越或简陋的条件下,都应恪守医德、坚定专业思想,不要以贫富易志改性。学有所得,不应当大吹大擂。有了突出的成就,也不要沾沾自喜,自我陶醉。

  孙思邈还列举古代医生相互嫉害的史事,如秦太医令李醯妒贤嫉能,派刺客杀害了在秦国行医的名医秦越人(扁鹊)。以此告诫医林中人,“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他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医德的重要性,指出:“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孙思邈更进一步又把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医学与社会的高度来评述,认为上医医国,医未病之病;中医医人,医欲病之病;下医医病,医已病之病。 学术成就

  孙思邈对医药学的研究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前代医药各家学派,发扬光大,通过实践而注入新的学术内容。

  医经学派研究的重点是关于医学基础理论如何指导临床实践的。孙思邈对此非常重视,在《千金要方》中系统地记载并论述了脏腑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从卷一一至卷二○为肝脏、胆腑、心脏、小肠腑、脾脏、胃腑、肺脏、大肠腑、肾脏、膀胱腑,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学术渊源既遵循《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和谢士泰的《删繁论》,又在研究整理中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方药,以便实用。他把咽归于肝胆,这与《内经》的说法不同,反映了他遵古又不泥古的思想倾向。在脏腑病诊断上重视四诊合参,注重脏腑辨证和八纲辨证,在疾病症型分类和治疗方面,自成系统。 经方学派在汉唐之际主要是研究经验方,稍后也包括对张仲景经论方的研究。孙思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择其善者,或经验证后著录。他说:“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比得方讫,疾已不救矣。”于是,孙思邈平生都注意收集各类医方,仅《千金要方》就载方六千三百余首。这些方剂都是他采诸群经、删裁繁重而成的,其目的在于简要实用,有些来自古代,有些采自隋唐当代,有些采自太医院或皇室档案中,相当多的方剂来自民间,如齐州荣姥方、韩光治疗肿方等等。孙思邈认为:“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宜应随病增减。”他在筛选治痢方时说:“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对少数民族有效的方剂,予以推广,对外来的方剂,使之中国化,为国人所接受并应用。孙思邈在“服菖蒲方”下自注说:“天竺摩揭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拔摩来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主使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护德法师主矩师笔译出。”特别是那些一方治多病的效验方剂如阿伽陀圆(丸),可用于内、外、妇、儿等科五十余种病症的治疗,孙思邈尤为推崇。孙思邈目睹当时伤寒病流行,而时医又多不解疗,或乱投药物或囿于经论,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不良医风,尽力搜集张仲景方论,直到撰《千金翼方》时才见到《伤寒论》全本,遂创分类研究经论方之先例。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将妇科列于各科之首,认为“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男子十倍难疗”。并希望人们掌握有关妇女卫生保健的知识,教子女学习“妇人方”,令其精晓,以便实用。“产育者,妇女性命之长务,若不通明于此,则何以免于夭枉者哉,故傅母之徒,亦不可不学,常宜缮写一本,怀挟随身,以防不虞”。所以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妇人方”有3卷,在《千金翼方》中载“妇人方”4卷,收载了大量的医论及方药,论述了妇女的生理、心理、病理特点,探讨了有关月经病、崩中带下、求嗣种子、妊娠诸病、养胎宜忌、难产、产后诸病及妇科杂病。指出不孕症当为男女双方或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不能只责之于女方,在治疗上男女皆治,则无不见效。同时还引述转录了前人关于妇科的方论,列举了有关绝育、引产的方药与灸疗法。 孙思邈的医著从排列体例上,体现了“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的原则。认为“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将小儿科分为初生出腹、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胀满、痈疽瘰疠、杂病等门类。在序例中对小儿的发育、哺育、卫生及母病对小儿健康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小儿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但他注意到小儿的生理特点,最早提出抢救新生儿窒息,防止新生儿肺炎、破伤风、脐部感染等措施。重视小儿营养和消化、皮肤、五官科诸疾,对不同年龄的小儿采用不同的药剂,给药途径有内服、外敷、滴鼻等,尤重灸法在儿科病症防治方面的应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使小儿科学有了独立的学科内容,为儿科学家所遵循。 在内科病的防治方面,按脏腑病症逐一论述,这是孙思邈对内科学的一大贡献。将神经和脑血管病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进行诊治。记载了神经病人在认识、情感、思维、语言和行为等方面的障碍,在治疗上按病症分类用药,如惊痫药品、失魂魄药品及其他疗法。指出消渴病(糖尿病)患者要节制饮酒、房事、咸食及含糖较高的食品。在治疗上不要使用针灸,以防外伤成疮久不痊愈;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要用饮食疗法,如牛乳、瘦肉等食物。记述了数十种内科急症,如癫痫、惊厥、眩晕、卒心痛、咯血、吐血、腹痛、瘟疫、尸厥等诊治抢救。广泛地使用黄连、苦参、白头翁治痢;用常山、蜀漆治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并非鬼神所致,皆因饮食不节不洁所生。对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防治和老年病,孙思邈主张用药物、饮食、运动等调养方法。用含碘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靥)及海藻、昆布来治疗甲状腺肿(瘿),用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来治疗夜盲症。用地肤子、决明子、茺蔚子、青葙子、车前子、枸杞子来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用谷白皮、麻黄、防风、防己、羌活、吴茱萸、桔皮、桑白皮、茯苓、薏苡仁、赤小豆来防治维生素B1缺乏症。

  对于骨伤科病患,孙思邈提倡首先当复苏、止痛,可用大麻根叶止痛、热土熨等物理疗法。重危创伤用烧烙法处理伤口,用蒲黄、阿胶、当归、大黄、侧柏、生地等服用以治内伤出血。用补血和活血化瘀法治跌伤昏厥症。推广小夹板局部固定骨折和按摩复位法。创用葱管导尿法。用鹿筋渍软,一端萦之为弹丸,一线系之吞下取除食道和咽部的异物。用瞿麦丸内服治疗箭镞入骨肉不出,从而免除了手术之苦。孙思邈还将疔疮归纳分类为十三种,要求及早诊治,并广泛采用单验方。他认为常见的疔肿,多由外邪侵入人体,或人体抵抗力不强,致使病邪顿折皮肤、流注于经脉,使腠理拥隔,荣卫结滞,阴阳之气不得宣泄,变成为痈疽、疔毒恶疮诸肿。同时又指出发背的原因,多为服寒石五石更生散,或单纯服钟乳石,或由上代人服石而遗传病因于下一代者,避除发病的诸种因素,是减少疔疮痈疽病的重要环节。 《千金要方》专列“备急”,记载了魇、中恶、自缢、中暑、溺水、冻烂疮、醉酒,虎、蝎、蜂、蠼螋、射工、沙虱、水蛭、水毒、狂犬等动物所伤,从高坠下、竹木刺、恶刺、生漆引起的过敏疮伤,金疮、烧伤、烫伤、毒箭伤,诸种救急方药和疗法,特别提到上述许多伤病是完全有可能预防的。

  孙思邈把目、口、舌、唇、齿、喉、耳、面的疾病,统称为“七窍病”,系统地总结了《内经》、《难经》和《伤寒杂病论》中对七窍病认识和防治经验之精华,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例如对眼病病因的认识,认为是由于“生食五辛、接热饮食、热餐面食、饮酒不已、房室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夜视星火、夜读细书、月下看书、抄写多年、雕镂细作、博弈不休、久处烟火、泣泪过多、刺头出血过多”。对预防近视、失明及其他眼病提供了依据。列举了“洗眼汤”、滴眼药水方、眼药粉、眼药膏、湿敷法、药枕等,均有较好的疗效。采用中药冲洗剂治疗鼻炎、用油膏药治鼻部干燥、用蔷薇根治口疮、用汤药漱口治齿痛,同时还用外科手术治疗鼻出血不止、胬肉攀睛等。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防治面部色素沉着、面上风、面无光泽、面皮粗涩、粉滓、热毒恶疮等病的面药,如散剂、丸剂、汤剂、膏剂、泥糊剂、澡豆、散粉剂、挺(丹)剂、胶剂、酒浸剂等二百余首,分为内服、外用、热冷熨各种给药途径。孙思邈还呼吁医界,希望公开秘传的面脂手膏、衣香澡豆,“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治”。 爱清洁、讲卫生,孙思邈对此竭力宣传倡导。他要求人们注意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多栽植树木花草和种植既有观赏价值又有药用效果的药物,如竹子、枸杞、百合、牛膝、黄精、牛蒡子、商陆、五加、甘菊、苜蓿、莲、栀子、枳等。居家勤洗、外出携带备急药,养成不随地唾痰的习惯。要安不忘危,用调气、导引、饮食诸法来增进健康、预防疾病。许多疾病可以食治,食治不愈,然后命药,而针灸之功,往往过于汤药。 在针灸学术上,孙思邈参考了隋唐名医甄权的明堂人形图,绘制了三幅经络腧穴彩图,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标出,正面二百八十二穴,背面一百九十四穴,侧面一百七十四穴,这对于针灸的形象教学和针灸学术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阐发腧穴名称涵意,使人们能够在理解古人命名腧穴时所采用的形象、意会、解剖、医学的方法,便于记忆穴名。还创用“指寸法”以确定人体穴位,对民间针灸经验进行了整理。提出“孔穴主对法”,以利临床实用。

  对临床各科病症的诊断与鉴别,孙思邈有许多精辟见解,认为:“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未尽要妙也。故曰:上医察色,次医听声,下医脉候。是知人有盛衰,其色先见于面部,所以善为医者,必须明于五色,乃可决生死定狐疑。”在《千金翼方·色脉》中具体列述了脏腑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病人肤色、目色、脉象,以及重危病人的脉色。掌握诊断法还须会在临床上应用。有的医生不懂得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如“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仲景所云愚医杀之”。因此,特别要求学医者和经验不多的医生,要细细鉴别,慎重诊治,万无一失。对有些疾患,医生应该详细了解病史,才有利于诊治,例如“脚弱”之病,自古至晋代少有,从永嘉之乱,北方人南迁之后,才开始有了此病,概由偏食精米所致。所以宋齐间释门深师、仰道人、支法存等医家留心经方,偏善治脚弱之疾,多获全济,而魏周之际的《姚公集验方》、《徐王选录》对此病语焉不详,关西河北的医生当时不识此病。孙思邈认为自然与社会情况都在变化、医家应重视诊疗新出现的病,不能总是用老一套方法诊治复杂的疾病。 在药物学方面,孙思邈在广泛深入地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经常到药源丰富的山区去考察、采集标本和地道药材,及时吸收外来药物。他强调采药的时节性,指出采药若“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其法虽具大经,学者寻览,造次难得,是以甄别,即日可知耳”。他对两百多种最常用的药物的采集都有论述。其次,论及炮炙,如乌头、附子等有毒性的药物,通过炮炙可降低其毒性,而对地黄,则分生、熟两种,经过蒸制之后,可以改变生地黄的寒性为甘平,变平宣功效为温补,并详载蒸大黄的工艺过程。他强调干燥和封闭对贮藏与保管药物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药房建筑都有较完整的设计。对药物的煎服很讲究,要求用井华水煎药,然后绞去药滓,可尽取药效,须注意服药的时间、药量、禁忌和药后的护理。在研究药物的基础上,孙思邈更重视对方剂的收集、研究、化裁与创新。在两部《千金方》中约载方八千余首,包罗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为前世所罕有。孙思邈善于用炼丹术来增进方药的研制,最早用砒霜来治疗疟疾,为了防止中毒,改用枣泥合药。他还指出了服石的危害性以劝诫世人。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孙思邈的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迷信和糟粕,如御女术、服石、禁咒等。但他的功绩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评价。药王山一座托名石碑上写道:“凿开径路,名魁大医。羽翼三圣,调合四时。降龙伏虎,拯衰救危。巍巍堂堂,百代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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