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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和著作家
上传者:站长上传 黄宗羲 点击次数:6196 次
发布时间-2005-3-19 0:34:28

为父申冤 赴京上疏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署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时人尊称为梨洲先生。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八月八日,黄宗羲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其父黄尊素(公元1584—1626年),字真长,号白安,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黄宗羲十四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天启五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公堂或牢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七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黄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黄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黄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

  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加入复社 声讨阮阉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人称念台先生,先后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北京首善书院、绍兴蕺山证人书院。其学以“慎独”为宗旨,上承王阳明而又多所修正。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万寿祺、周镳、沈寿民、沈士柱、何乔远、林茂之、汪逸、钱谦益、陈贞慧、汪沨、陆符、万泰等,并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载:

  (公)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常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阮大铖在崇祯初被列入“逆案”,削职为民,避居安徽怀宁老家,但野心不死,图谋复出。崇祯五年,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安徽大部地区,他跑到南京避难,暗中招纳亡命之徒,又以金钱美女收买复社人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当时,复社人士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心将他赶出南京以消除隐患。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复社成员一百四十余人在周镳、陈贞慧主持下,共推吴应箕起草、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发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表达了复社志士“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凛然正气。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公揭张贴后,阮大铖被吓得要死,不得不到南京城外牛首山寺庙中躲避了几年。而黄宗羲与一班复社文士又举行了桃叶渡大会,结“国门广业社”,几乎“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这期间,黄宗羲结识了方以智、梅朗中等人。 崇祯十五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赴北京应考,未能登第,大学士周延儒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宗羲力辞不就。他看到京都形势紧张,即整装南归。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黄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修怨报复,编造《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次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起兵抗清 濒于十死

  黄宗羲晚年之作《怪说》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矣!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后挥师南下,很快就占领杭州,接着向浙东地区推进。由于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士大夫也奋不顾身,举义抗清。闰六月九日,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和吏科给事中熊汝霖首先在余姚举义,响应的民众有数千人。次日绍兴诸生郑遵谦杀了清朝招抚使,在绍兴举兵抗清。十一日,原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聚众响应,定海总兵王之仁拥兵响应钱肃乐。二十七日,各路义军从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到绍兴,打起“监国”旗号。从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浙东抗清斗争。 孙、熊起兵后,黄宗羲即与弟宗炎、宗会毁家纾难,集合家乡黄竹浦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参加监国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时人称之为“世忠营”。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在孙嘉绩等人推荐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鲁王政权建立之初,虽曾北渡钱塘江,打败过清军,但军权掌握在“悍帅”王之仁、方国安手中,他们不图进取而求保实力,提出了所谓“划地分饷”的分裂方案。同时,又与南方的隆武政权争夺正统,“竟成水火”。黄宗羲致书王之仁,力陈保守策略的危险,而主张进攻。他写道:“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 当时行朝诸臣,虽然同意黄宗羲的西进北上战略,却不能付诸实施。只有熊汝霖曾率军西行,攻下海盐,但终因军力单薄而无力推进。

  五月,孙嘉绩以所属“火攻营”部交宗羲指挥,宗羲即联合王正中、查继佐两支义军西行渡海,驻扎潭山。浙西抗清军首领陈潜夫(原明太仆寺卿)、朱大定(尚宝司卿)、吴乃武(兵部主事)等率军前往会师,接受宗羲约束。他们计划由海宁出发攻取海盐,进入太湖地区,北联吴中义师,颇有“吞吴楚之气”。义师前锋直抵乍浦镇,宗羲又与城内义士孙奭约定,以求里应外合,攻下乍浦。但这时清军主力相距不远,王正中部一战失利,义师兵力微弱,无法推进。五月底,钱塘江水位下降,清军趁义师主将恃险无备策马过江,义军大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绍兴,方国安劫持鲁王出逃。途中,鲁王乘隙脱逃,而方国安则和马士英、阮大铖一起投降了清军。这便是浙东抗清史上的“浙河兵溃”,或称“江上兵溃”事件。 六月十日,黄宗羲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驻军杖锡寺,意在结寨固守,坚持武装抗清。不久,因部将不听节制,激起民变,四明山寨被山民烧毁。宗羲被迫潜居家乡,伺机再起。清廷屡次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黄宗羲。他只得奉母携儿,暂避化安山中,结庐而居。 鲁王逃出后,在张名振、郑彩等人卫护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监国旗号,辗转于闽浙沿海,曾一度收复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内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倾轧,致使得地复失,居无常所。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为有所振作,曾极力推荐四明山区抗清名将王翊,建议委以重任,“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捍海上”,却受到定西侯张名振所阻。当时,行朝君臣漂泊海上,处境艰难,黄宗羲在《行朝录·鲁纪年下》中记载: 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

  一派狼狈景象,跃然笔端。所以,有人嘲笑他们是“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黄宗羲虽然名列大臣,却无实权。于是,每日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八月,宗羲闻清廷将“录其家口”,急得“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以归”。十月,鲁王由健跳移驻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职。 顺治六年冬,鲁王任命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他们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清军加紧镇压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领冯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悬赏通缉。宗羲并未退缩,仍然暗藏鲁王密信,试图与浙西义师联络。七月,清军分两路围攻大兰山,捕杀了冯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将处死刑。宗羲秘密潜往宁波,与好友万泰、高斗魁等设计,从狱中救出了宗炎。 顺治八年秋,黄宗羲获悉清军将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报警。九月,清军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张肯堂、吴钟峦、朱永祐等英勇牺牲。鲁王南逃,依附郑成功的永历政权。顺治十年,鲁王势孤力单,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顺治十一年,投奔永历政权的张名振派遣密使,想与黄宗羲等人联络,途中被清兵截获。清廷再次下令缉捕黄宗羲。这时,黄宗炎复聚冯京第旧部,在慈溪义士沈尔绪支持下抗清。顺治十三年,沈被告发,清廷以黄宗羲为主谋,即悬榜缉拿黄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东奔西走,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恢复大事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

致力讲学 开门立派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是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至十八年即他五十四岁至七十岁这段时间,讲学地点除余姚故居外,主要是在语溪(今浙江桐乡。明称崇德、清改称石门县,俗称语溪)、越中(今浙江绍兴)、海昌(今海宁)、甬上(今浙江宁波市鄞县)等地。二十年间,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正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记:“东之鄞,西至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其讲学情况简述如下: 康熙二年四月,黄宗羲应吕留良之请,到语溪设馆讲学,先后寄寓在吕氏梅花阁和吴氏水生草堂。次年二月和十月,又两至语溪,讲学之余,与弟黄宗炎、学生万斯选拜谒了宋代名士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墓,并作《辅潜庵传》。康熙五年,再次在语溪设馆。在此期间,曾与吴之振、吴自牧父子一起选编《宋诗抄》,读遍吴氏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自康熙六年以后,他与吕留良关系恶化以致决裂,才不到语溪开讲。 绍兴证人书院自刘宗周去世后停办了二十多年。康熙六年(公元1670年)九月,黄宗羲会合同门学友姜希辙、张应鳌等人,在绍兴恢复了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其后两年,曾数度会讲于此,阐扬老师的学问气节。这期间,他编写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答董吴仲论学书》、《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他在讲学中突出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泛然而轻信”的盲从,实则“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间,黄宗羲曾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并担任主讲人。县令许三礼(字西山)约集不少官员去听讲,黄宗羲告诫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他在给学生讲授《四书》、《五经》等经典时,鼓励相互辩驳,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

  在海宁讲学时,黄宗羲向县令许三礼传授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向陈言扬等传授了中西数学知识。陈言扬在老师启发下写了一部论“勾股定理”的书,黄宗羲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和浅陋儒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弊端,感慨地说:“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数百年以来精于其学者……不过数人而已。”他回忆当年避居深山钻研数学时,“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籁籁”,简直如醉如痴。但学成后,犹如“屠龙之技”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现在看到学生陈言扬有了成就,即将平生所学“尽以相授”,以期祖国数学发扬光大,“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 黄宗羲讲学收效最大者,是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时期。

  康熙四年初,甬上(今浙江宁波鄞县)一班崇尚民族气节的名士如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瑶、董允璘、陈赤衷、郑梁、范光阳等,将他们早先组织的文社合并为甬上策论会。这一年春,万斯大、万斯同等二十余名策论会成员相约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六年,策论会改名“讲经会”,以讲论《五经》为主题。他们常聚陈赤衷家,讨论经义,簟精竭思,“所谈不出于王霸”,黄宗羲每至宁波,必赴会讲经。康熙七年三月,他赴甬,弟子们在鄞县广济桥延庆寺等地聚会。在黄宗羲提议下,遂改讲经会为“证人书院”。他在《董吴仲墓志铭》记载此事:“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崇祯十七年)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康熙六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士,数百年所创见……风气为之一变。”书院的地址,据全祖望所记,在“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即万氏白云庄。书院自康熙七年创建至十四年结束,前后经历八年。参加讲会的人数估计有百余人。 黄宗羲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揭露明代中叶以来讲学的流弊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正因如此,黄宗羲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先穷经”、“兼令读史”。这对于扫除明末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起了极大的作用,“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流弊”,“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 二是宗羲讲学既重经史之学,又重自然科学,包括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在海昌讲学时,向知县许三礼传授了有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知识,还培养了一个精通数学的陈言扬。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经学、史学、历学、数学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并有专著传世。他的学生万经(万斯大之子)在《寒村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回忆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情景时说:梨洲弟子对“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显著。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黄宗羲停止讲学活动,而全力从事于著 书立说。

著作等身 一代大师

  黄宗羲在青少年时代曾写过不少应酬唱和的诗文,也写过学术专著,今保存下来的有《西台恸哭记注》(写于崇祯十一年,时二十九岁)、《四明山古迹记》(写于崇祯十五年时三十三岁,原稿五卷,康熙十二年改定为《四明山志》九卷)余皆不见。明朝灭亡的历史事实给黄宗羲以极大震动,于是他开始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经世治国有价值的言论文章。流传后世的梨洲遗著,绝大多数是作于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时四十四岁)之后,特别是在康熙时写的。著书立说,这是黄宗羲后半生的主要活动内容。 顺治十年三月,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宣布取消“监国”称号。九月,黄宗羲写下了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留书》一卷八篇。在该书《自序》中写道:

  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

  这表明他著书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 黄宗羲在《留书》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精神。他把清朝说成“伪朝”,把清帝骂作“虏酋”,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治视为“夷狄作乱”,甚至把《宋史》、《元史》的修撰者对辽、金、元政权的承认比作“为虎作伥”。他在书中总结了明亡教训,认为明朝卫所制度腐败、宦官专政、土地与赋税制度不合理、科举制压抑人才等等,都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也因有“夷狄”作乱,因此提出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而“夷狄”所以能够“乱天下”,又在于秦以后“废封建之罪”。这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他后来写作《明夷待访录》埋下了伏笔。 时隔十年,即康熙元年至二年,南方抗清斗争相继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黄宗羲对于恢复明室已经不抱希望,但他并不承认新皇朝统治的合法性,而认为当时“乱运未终”,治世有待未来。于是他在《留书》八篇基础上,加以扩充,写下了为后世“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待访录》。在这部名著中,黄宗羲不再像《留书》那样仅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明皇朝和来自“夷狄”的清皇朝,而是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纲领,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从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黄宗羲经历七个寒暑,披阅千余家文集,编定了规模宏大的《明文案》二百十七卷。他在《明文案序》中申明自己选文的目的是为了发掘有明“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要从“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的千家文集中洗涤“情至之语”。他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认为《明文案》可与前人编的《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媲美,自信“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 《明文案》编成之时,黄宗羲年已六十六岁,但他仍然不辞劳苦地搜阅明人文集,曾多次长途跋涉到江苏昆山徐乾学家藏书楼(即“传是楼”)看书抄书,前后经历约二十年,终于在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八十四岁高龄时将《明文案》扩编成为《明文海》,计四百八十二卷。全书由黄宗羲亲定体例、写定目录,内文由其子弟抄录,宗羲亲作批注。书成以后,宗羲曾对儿子黄百家说:“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明文海〉提要》称赞此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 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676—1685年)间,黄宗羲编撰了另一部学术巨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近百万字。全书分立学案十九个,以王阳明学派为主流,兼述各家各派,记载了明代二百多名学者的事迹、言论和学术思想,是一部系统总结有明一代学术发展演变状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专著。他在叙述和评论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和思想倾向时,能做到“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又注意存录各个案主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书成之后,学者纷纷抄传,推崇备至。与宗羲同时代的学者汤斌称赞《明儒学案》“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全祖望则称此书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 继《明儒学案》以后,黄宗羲又着手编著《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但未能完成,而由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续编而成《宋元学案》一百卷。

  通过编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黄宗羲不仅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而且确立了以“一本而万殊”的真理论为指导的学术史观。在哲学理论方面,他批判地总结了宋元明近七百年的理论思维成果,沿着他的老师刘宗周开拓的批评程朱理学、修正阳明心学的路子,在宇宙本原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统一”论,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指出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则力图建立他的“理气心性统一”论,说“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同”,又说:“盈天地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他在早些年(顺治年间)所写的《子刘子行状》和《孟子师说》等哲学著作中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受刘宗周的影响比较大。

  作为一个明朝的“遗民”,黄宗羲感到有责任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的借鉴。他除了编选宋、元、明三代的“文案”、“学案”之外,又用了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完成了《行朝录》、《弘光实录抄》、《四明山志》等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还编纂了《东浙文统》(已佚)和《黄氏捃残集》等地方文献资料。在宋、元史的整理方面,则纂辑了《宋史丛目补遗》、《续宋文鉴》、《元文抄》(今皆亡佚)等书。他的自著诗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也保存了许多可靠的明史资料。

  黄宗羲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天文、地理、数学方面钻研颇深,成绩显著。他的自然科学著作计二十余种,较有代表性的是:《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今水经》;《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可惜多数已经亡佚了。

  黄宗羲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宗教等众多学科。但其著作散亡严重、汇刊不全。旧史家对他的遗著,或者录其要而失其全,或者考辨未精、真伪不分,以致后代以讹传讹,很有详记之必要。

  黄宗羲的著作总数有110多种,1300多卷,2000万字以上。今分类列目如下:

  1.文选汇编类18种,存、佚各9种(以下有* 者为佚著):《明文案》217卷,《明文海》482卷,《明文授读》62卷,《姚江逸诗》15卷,《黄氏捃残集》7卷,《剡源文抄》4卷,《杲堂诗文抄》13卷,《子刘子学言》2卷,《黄忠端公文集》6卷;《明史案》244卷*,《宋元文案》若干卷,《宋集略》若干卷*,《元集略》若干卷*,《宋史丛目补遗》3卷*,《续宋文鉴》若干卷*,《宋诗抄》若干卷*,《元文抄》若干卷*,《正气录》一卷*;

  2.专著类68种,存28种,佚40种:《留书》1卷,《明夷待访录》2卷(今存1卷),《破邪论》1卷,《汰存录》1卷,《易学象数论》1卷,《深衣考》1卷,《子刘子行状》1卷,《孟子师说》2卷(今分7卷),《思旧录》2卷(今存1卷),《黄氏家录》1卷,《葬制或问》1篇,《梨洲末命》1篇,《明儒学案》62卷,《宋元学案》100卷(初由宗羲主编,未成书,后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王梓材校定),《弘光实录抄》4卷,《行朝录》3卷(分《隆武纪年》、《赣州失事》、《绍武争立》、《鲁纪年》、《舟山兴废》、《日本乞师》、《四明山寨》、《赐姓始末》10篇,《海外恸哭记》1卷,《西台恸哭记注》1卷,《冬青树引注》1卷,《金石要例》1卷)、《历代甲子考》1卷,《四明山志》9卷,《匡庐游录》1卷,《今水经》1卷,《授时历故》1卷(今本四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时历法假如》1卷,《西洋历法假如》1卷,《新推交食法》1卷(今本二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书随笔》1卷*,《四书私说》1卷*,《六家耆法》6卷*,《理学录》1卷*,《二程学案》2卷*,《倒戈录》1卷*,《虐征录》1卷*,《邪氛录》1卷*,《明季灾异录》1卷*,《从政录》1卷*,《蕺山同志考》1卷*,《姚江琐事》2卷*,《东浙文统》若干卷*,《明史条例》1篇*,《纬书》若干卷*,《三史》若干卷*,《续时略》若干卷*,《姚江文略》若干卷*,《姚江诗略》若干卷*,《补唐诗人传》一卷*,《四明山古迹记》五卷*,《台宕纪游》1卷(一名《台雁笔记》)*,《读龟山先生字说辨》一卷*,《天一阁书目》若干卷*,《律吕新义》2卷*,《黄氏丧服制》1卷*,《自著年谱》一卷*,《忠端公祠中神弦曲》一卷*,《春秋日食历》1卷*,《回回历法假如》一卷*,《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1卷*,《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1卷*,《大统历推法》1卷*,《大统历法辨》1卷*,《时宪历法解》1卷*,《气运算法》1卷*,《勾股图说》1卷*,《开方命算》1卷*,《测圆要义》1卷*,《割圆八线解》1卷*;

  3.自著诗文集类26种,存18种,佚8种:《南雷文案》10卷外1卷,《吾悔集》(即《南雷续文案》)4卷,《撰杖集》(即《南雷文案三刻》)1卷,《南雷文定》5种(《前集》11卷,《后集》4卷,《三集》4卷,《四集》4卷,《五集》4卷,末一种又名《病榻集》、《病榻随笔》)27卷,《南雷杂著》1卷,《南雷余集》1卷(又名《南雷集外文》),《南雷文抄》(郑祏抄本)3卷,《南雷文抄》(梨洲门人抄本)1卷,《南雷文约》4卷,《南雷诗历》3种(分3卷本、4卷本、5卷本),《匡庐行脚诗》1卷;《始学庵集》若干卷*,《庚戌集》若干卷*,《蜀山集》若干卷*,《老柳集》(庚寅至乙未年诗集)1卷*,《杏殇集》(丙申年诗集)1卷*,《金罍集》(丁酉、戊戌年诗集)一卷*,《露车集》(壬寅年诗集)1卷*,《心断集》(癸卯年诗集)1卷*,《吴艇集》(甲辰年诗集)1卷*。

  此外,尚有不少诗文散存于清人诗文集和《竹桥黄氏宗谱》等书,足见宗羲著述之丰了。

晚年顺清 寿逾八旬

  黄宗羲在后半生虽然主要从事于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他同清廷的关系,由对抗、不合作到基本顺从,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意识的变化。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康熙时代,清朝的政权日益巩固,康熙帝玄烨对顺治时期的暴力镇压政策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为主的政策,这无疑对黄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响。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侍读学土叶方蔼赋五古长诗一首,交董允瑶带给黄宗羲,诗中有“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之句,意在规劝黄宗羲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黄宗羲即次其韵答诗一首,称“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准备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71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对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在保持“遗民气节”问题上,进入晚年的黄宗羲,一方面极力称赞“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表彰诸如汪沨、谢泰阶等明遗民不仕清廷的气节,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闭眼不看现实而采取与世毫无干涉的绝对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谓的遗民标准,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废“当世之务”的“得中”之士,他认为那些“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他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辩护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黄宗羲不仅和许多“胜国遗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员时相过从,或书信往来,或登门拜访。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关系十分密切,徐乾学、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与黄宗羲互致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拜访黄宗羲。黄宗羲也曾几次至昆山拜访徐氏兄弟,还请徐乾学为其父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写下了《哭相国徐立斋先生》的五古长诗,表示痛悼之意。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他写道:

  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

  又说: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在此信中,黄宗羲改变了他曾告诫万斯同“太平有策莫轻题”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学式的“真儒实学,居上而激扬之”。

  除与徐氏兄弟交往频繁之外,黄宗羲与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响的官员如张玉书、汤斌、叶方蔼、许三礼、朱彝尊等都有交往,与先仕明、后仕清的钱谦益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赞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并从使用干支纪年到采用顺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这些事实,如完全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上看,确可谓梨洲“晚节有亏”。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因为在黄宗羲晚年,复明已经绝对无望,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实值得称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80,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

  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萃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这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移风易俗的勇气。

  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这也可说是他自己的盖棺定论了。从黄宗羲一生业绩看,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著作家的历史地位,确实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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