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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资料
象征权力的九鼎

  九鼎,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它分别以九只刻楼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在工艺美学上,它是一套稀世之作,从文化考古角度分析,它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集中代表,从铸造工艺技术上看,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已结束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关九鼎的资料,不绝于历代史册,但在二千多年前,它就早已不知隐身何处了。夏代的青铜铸造业,已相当发达。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熔点低,便于铸造冶炼。夏代的炼铜业。古文献中亦有记载。《越绝书》卷十一日:“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左伟》宣公三年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即言此事。据考古材料证明,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作燃料,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锡矿块,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就成为青铜器。

  《春秋左传》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夏朝初年,朝廷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令九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九鼎象征九州,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定鼎”,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

  公元前 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此后,关于九鼎的下落,史家众说纷坛,不一而足。

  司马迁在他撰著的《史记》一书中,对九鼎的记叙,就有出入,前后不一。如:在周、秦二“本纪”中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二五五年),周赧王死,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但在《封禅书》中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由后者分析,九鼎在秦灭周之前,即“宋之社亡”时,已经不见;那么,前者所述秦照王五十二年,秦从锥邑掠九鼎归秦,岂不是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司马迁之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的《汉书》中,对九鼎之下落,采取兼收并蓄之法,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同时,又补充了一条史料,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即公元前327年,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泅水之下。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毕竟是江水滔滔,元从觅处,只得徒劳而返。

  到了清代,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把志》中认为: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已元力量保护自己。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却虎视眈眈,力图统一中国,取周而代之。因此,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九鼎,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人不敷出,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泅水之中,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自找麻烦,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因此,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纵观中国历代史籍,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但往往自相矛盾,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在历史上,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它确实曾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镇国之宝。相传了二千年;并且,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因此,九鼎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谜。或许,今后会有揭破这个千载之谜的一天,那可能也是九鼎重见天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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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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