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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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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一帝国

    中华第一帝国(秦汉)时期,青藏高原被称为唐旄发羌,与中国没什么交往。不过,藏族在血缘上属于黄种人华南族群,与华夏族很接近;在语言上属汉藏语系,与汉语千丝万缕。

    (二)第二帝国

    中华第二帝国(隋唐宋)时期,青藏高原开始与汉族中国交往。
    
    唐朝

    唐朝时期,吐蕃的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吐蕃东临中国,西临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南临印度戒日王朝和尼婆罗(尼泊尔),北临突厥。所有这些国家中,以中国的文明程度最高,松赞干布只仰慕中原文明,瞧不起其他国家的文化。

    后来中国灭掉突厥,控制漠北与中亚,建安西与翰海都督府,军事实力也臻于强盛。于是松赞干布极力结好中国。公元641年,他迎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以车载释迦牟尼像,以大队骡马驮运唐皇的赠品。松赞干布亲自远道前往黄河源附近迎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拉萨时,吐蕃人民万人空巷喜迎这位汉妃。文成公主笃信佛教,由她选址设计建成了大昭寺、小昭寺。松赞干布在创制藏文的同时,还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请汉族文人入蕃代典奏疏。

    公元648年,王玄策去西域,被中天竺抢劫,于是向吐蕃军队求援;松赞干布当即出兵天竺,击败天竺为王玄策出气。公元649年,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松赞干布特派专使吊祭。

    公元704年,藏王赤德祖赞即位,其祖母没禄(莫罗)氏听政,又派员到长安请婚。710年,唐中宗以金城公主嫁给赤德祖赞。两年后唐玄宗登基,开始了与贞观之治齐名的开元之治。

    后来,中国衰落,吐蕃趁机占领西域,安西四镇失陷,后来中国军队再度收复安西。同时阿拉伯也参加进来,在江布尔击败中国军队。8-9世纪,中亚成为中国-吐蕃-阿拉伯角逐的舞台!

    唐朝后期,国力不张,吐蕃几次攻入长安,大势抢掠。后来中国在回鹘兵的帮助下将吐蕃赶回老家。经过这么一折腾,吐蕃国力也消耗殆尽,跟唐朝一起分裂、衰落了。
    
    北宋

    进入北宋,分裂的吐蕃与军力不逮的中国交往减少,吐蕃对外交往以中亚和西北印度的波斯哥疾宁王朝(962年建立,1037年被塞尔柱赶出伊朗,1186年西北印度被波斯化德里苏丹取代,哥疾宁灭亡)为主。

    宋朝虽然与吐蕃中央的卫藏、阿里地区联系较少,但与吐蕃边区的安多、康巴的联系却比唐朝还密切。当时党项族建立了强大的西夏国,对宋朝和安多、康巴的藏族构成威胁。宋朝在安多藏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的市场上进行。

    吐蕃的一个部落首领斯罗在乐都-西宁一带的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藏族地方政权,也是藏族的第一个安多政权。斯罗部一直向宋朝称臣,该部统治的藏族地区,在行政上属于北宋26路中的秦凤路。到公元1116年,斯罗部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斯罗部曾经多次与西夏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宋朝对西夏的军事斗争。

    1001年,宋朝又对藏族六谷部(今武威)首领潘罗支封官授职。

    斯罗、潘罗支等藏族部落首领臣属宋朝,借重宋代中央王朝所封官职,以加强对所部的统治号令。这清楚地表明,安多藏区从北宋开始成为汉族中国的一部分。
      
    佛教在唐代传入西藏,得到了弘扬,史称这一时期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后来,末代藏王朗达玛灭佛,佛教势力大衰。一百年以后,佛教复兴,这就是978年开始的藏传佛教 “后弘期”。

    促使“后弘期”来到的力量源泉有两个: 一是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在当地授徒传教,形成了安多佛教中心,山南桑伊寺主益西坚赞派人去安多学习并迎请佛教进入卫藏。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下路弘法”。 二是阿里古格王朝的意希沃,派人去印度(印度西北属于哥疾宁王朝,阿底峡不在哥疾宁下属的印度西北)迎请高僧阿底峡等进入阿里传佛,阿底峡又辗转来到卫藏,再使佛教势力从阿里进入卫藏并得以复兴。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上路弘法”。 在教理系统化,僧人的修持规范化以及佛经的翻译等方面,“上路弘法”的作用十分明显;而在卫藏各地广建寺庙,招收僧徒,开展佛事活动等方面,则“下路弘法”的作用非常突出。 “后弘期”中,卫藏地区建立的澎波杰拉康、山南唐波切、后藏夏鲁等著名寺庙,都是去安多向喇钦贡巴绕赛学习后返来的僧人建立的。 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对卫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影响。例如此时建立的夏鲁寺,其建筑风格就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影响不小。

    由党项族为主建立的西夏政权,可以说是西羌诸部落在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未被统一进去的一部分,西夏的文化、宗教具有与藏族地区一致的许多特征。西夏王室、臣民都笃信佛教,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是藏传佛教。西夏王朝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委任佛教高僧为“帝师”职务的王朝。西夏国王特胡曾派使者到西藏楚布寺迎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杜松钦巴去西夏;杜松钦巴未去,派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替他前往,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当楚布寺兴建吉祥米聚佛塔时,西夏国王还送来了黄金和铜等物。
    
    (三)蒙古统治时期

    1229年,窝阔台(铁木真第三子)即汗位后,将甘肃、青海和宁夏,作为封地划归他的第二子阔端。阔端于1240年从凉州(武威)派大将多塔纳波率军攻入西藏,进驻热振、澎波地区。多塔建议迎请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去凉州洽商有关西藏事宜,于是1244年阔端召请萨班,萨班于1246年到达凉州,次年,萨班贡噶坚赞携其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一起与阔端见面。这样,萨班就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和蒙古王室建立了直接联系。阔端与萨班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具体条件:蒙古任用萨迦派藏人为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并赐于蒙古金符,吐蕃各地头人必须听命萨迦的金符;吐蕃各地缮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分别交给各地官吏、阔端和萨迦;蒙古将派官员到卫藏,会同萨迦人员议定税目。

    蒙古汗国(后来发展为元朝),认定了萨迦教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人员被授予治理卫、藏、阿里的全权,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对西藏的统治即由此开始。同时蒙古有实效地占有了西藏。

    1251年,蒙哥即汗位,原属阔端领地的西藏,由阔端改归忽必烈统管。1252年忽必烈南征云南途经金沙江以东藏族地区时,卫藏各地方势力再次向蒙古汗国表示归顺。忽必烈召见萨迦教派新首领八思巴并留侍左右,认定八思巴为其统治西藏的代理人。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自上都迁都大都,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院务,同时总制院又是吐蕃省省长。1288年,总制院改名宣政院,同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八思巴的弟子桑哥,通晓藏、汉、蒙、回几种语言,任尚书右丞相,是为元朝中一位职位极高的藏族大官。

    宣政院主管的吐蕃省被蒙古皇帝划分为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三个路,省长、路长、万户都由藏族提名,皇帝委任。元朝常派军队驻扎西藏,并在各地设立15个驿站,沿途居民逐站负责出动马匹,传送公文,供应来往官员食宿,由此形成了西藏地方的乌拉制度。

    忽必烈派儿子那木罕驻阿力麻里(霍城),建阿力麻里省,统辖伊犁地区;1281年,在别失八里省之下设置了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哈喇火州(吐鲁番)、斡端三个路,统管南、北疆的政务;新疆也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1306年,笃哇恢复蒙古察合台汗国,蒙古元朝在新疆中亚的统治终结。
    
    总的说来,西藏成了蒙古人统治的一个区域,但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西藏和中国都是蒙古的殖民地,中国人和西藏人同为一个主子的亡国奴,并且西藏人的地位高于中国人。西藏并没有属于中国。

    (四)中华第三帝国

    明朝

    明初,噶举教派势力大大发展,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掌握了统治卫藏大部分地区的权力。明朝改变了元朝仅仅倚重萨迦一派的作法,而对于具有地方实力的各个教派首领都赐予封号。这就是明代的众建多封政策。

    1406年,噶玛噶举派的楚布噶玛巴德新协巴到南京,被封为大宝法王。大宝法王本系元朝给萨迦八思巴的封号,但此时噶玛噶举派势力超过了萨迦派,明朝就将此号封给楚布噶玛巴活佛,使之成为当时西藏佛教的教主。1413年,萨迦教派僧人贡噶扎西到南京,封为大乘法王,地位略低于大宝法王。1414年,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到南京,1434年释迦也失到北京,封为大慈法王。

    1406年明朝封帕竹噶举派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1407年,封朵甘灵藏(邓柯林葱)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1407年封朵甘馆觉(今贡觉)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1413年,封直贡噶举派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1415年,封萨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为辅教王。上述五个王均领有封地,其承嗣须上报朝廷,由朝廷再次册封。

    茶马互市关系,到明代又有新的发展。明朝政府在今甘肃临夏、天水、临潭、四川雅安、松潘等地,专门设立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场。明代茶马互市的日趋繁荣,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这就是明代的“贡市羁縻”政策。

    元朝吐蕃省十三个万户长之一的强曲坚赞,趁元朝衰微,兼并了其他十二个万户,建立了独立的帕木竹巴王朝。1372年朱元璋派员入藏,封强曲坚赞之侄降央释迦坚赞(第二代第司)为“灌顶国师”,1406年明成祖敕封扎巴坚赞(帕木竹巴王朝第五代第司)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列明朝在藏区所封五王之首。帕木竹巴王朝在西藏各地将许多溪卡改为宗,建立宗本制度,明朝即对各宗本均封授官职。
    
    明朝期间,西藏从蒙古人手里获得独立,而后又臣服于中国,成为象朝鲜一样的中国附庸国。但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王和中央政府,只是没有成为中国正式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清朝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得到信奉格鲁教派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支持。固始汗率蒙古军从青海入藏,于公元1642年推翻了统治卫藏二十多年的日喀则噶玛噶举教派的藏巴汗政权,开始取得格鲁派在藏区的优势地位,在拉萨建立起“甘丹颇章”这一格鲁教派的权威机构。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受到顺治皇帝接待,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正式册封,颁赐金册金印。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一项制度。固始汗也于公元1653年受到清朝册封,这是清朝在蒙古族各部中首次对一个汗王赐予封号。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司桑结嘉措,选定出生于门巴族地区的一个幼童,立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厌倦佛教首领的生活,追求民间世俗的生活乐趣,故有“风流达赖”之俗称。1705年,固始汗的后代拉藏汗擒杀桑结嘉措, 1717年蒙古族准噶尔部突然进入藏北接着攻占拉萨,杀掉拉藏汗。清军 1718年、1720年两次派大军入藏,在西藏区内以康济鼐和颇罗鼐为首的反对准噶尔军势力的配合下,将准噶尔军势力驱逐出藏。同时,清朝派军队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青海塔尔寺护送到拉萨。1721年,清朝废除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总揽大权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噶伦,共同主管政务,并以康济鼐为首席噶伦。这是西藏噶伦制度的开始,标志着清廷对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教派政教合一体制的扶植和对藏直接管理的加强。以和硕特部为正宗、包括准噶尔等蒙古部在藏七十多年的统治,至此亦告结束。

    1727年,清廷决定在拉萨设驻藏办事大臣二人,开始向西藏派遣常驻官员,同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生内讧。雍正皇帝接到西藏战乱情况的报告后,于1728年派大军从青、川、滇三路入藏。大军未抵拉萨前,颇罗鼐已率后藏、阿里之军于公元1728年7月攻入拉萨,软禁了阿尔布巴、隆布鼐、札尔鼐等三噶伦,等待朝廷处理。从此,开始了颇罗鼐治藏的二十年和平、稳定、繁荣时期。

    鉴于西藏统治集团中屡次有人联络新疆准噶尔蒙古部进行叛乱,清朝下令:将接近汉区的巴塘、理塘、康定等藏区划归四川管辖,中甸、维西、德钦等藏区划归云南管辖(以上在元代即属“吐蕃等路(康巴)”地域,不属乌思藏);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宗划归班禅额尔德尼管辖;1724年平息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罗布藏丹津叛乱后,将青海藏区(元代即为“吐蕃等处(安多)”地域,也不属乌思藏)收归清廷直接管辖。 至此,明确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藏区范围(即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1751年,乾隆皇帝批准 “西藏善后章程”: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执政,并建立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设噶伦四人,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噶伦等重要官员,均需经清朝任命。自此,正式确立了由格鲁教派统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一位大活佛代替达赖喇嘛摄政之事。各世达赖喇嘛圆寂至转世灵童未成年亲政以前,由清廷批准之呼图克图大活佛代行达赖喇嘛职权的“摄政”制度,确定下来了。

    1788--1791年,尼泊尔(廓尔喀)军队两次大举入侵西藏。特别是第二次,入侵者进至日喀则,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七世班禅从日喀则逃至拉萨避难。1792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入藏,大败尼泊尔,进抵加德满都,尼泊尔投降。此役的后勤工作极为繁重,耗费白银共1052万两(全国税收总数的25%)。

    1793年清朝正式颁布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1、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各黄教大活佛的转世,须由驻藏大臣监督履行“金瓶掣签” 手续(乾隆皇帝制作两个金瓶,一送西藏,置于拉萨大昭寺,供西藏、安多、康区活佛转世时用;另一置于北京雍和宫,供内、外蒙古活佛转世时用);2、驻藏大臣监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班禅地位相等,噶伦以下官员及活佛隶属于驻藏大臣;4、建立定额为3000名的西藏地方常备军,分驻拉萨、日喀则各1000名,江孜、定日各500名。5、凡西藏对外交涉事宜,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清朝初年,西藏先后亡国于和硕特蒙古汗国和准噶尔蒙古汗国。1727年,成为中国的正式行政区域,设有驻藏大臣(类似于总督),地位类似于现在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承认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正统王朝,因为清朝皇帝说汉语、写汉字、尊崇儒家,完全汉化。而西藏又在这样一个汉化的中央政府有效统治之下,所以成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英国侵略时期

    160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757年,英国打败印度孟加拉后,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49年,英国征服印度全境。英国提出了所谓“拱卫印度安全”的“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和一个内湖”的战略思想: 1.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保证印度不受中国威胁”;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在英国的控制之下”;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2.两个同心圆是指,内圆: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3. 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

    从这一战略构思出发,英国必须从印度向北入侵喜马拉雅诸山国,进而对西藏进行侵略。此时沙皇俄国也在觊觎新疆,企图进而南下与英国争夺西藏。但是,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威胁,远不如英国严重和直接,其主要方式是进行政治上的笼络。

    1835年向锡金租得大吉岭地方,作为东印度公司的“避暑地”。 1846年,英国吞并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又侵占了西藏的拉达克地区。1860年,英军进攻锡金,占领了锡金的许多土地。1860年,英国加强了对尼泊尔的控制。1864年,英军进攻不丹,强占不丹的大片土地。

    1888年,英军开始向驻守隆吐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西藏军队被迫后撤至亚东、帕里等地,隆吐山失陷于英军之手。英军越过则里拉山口,深入亚东仁青岗、春丕等地,掳去住春丕之锡金王。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胞称这次的抗英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清朝1890年在加尔各答同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历来西藏的藩属锡金,被英人攫走了。

    1903年,英国派荣赫鹏和驻锡金专员怀特率英军300人,经锡金北部侵入西藏岗巴宗。西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里,而荣赫鹏却突然率部撤出岗巴宗,退回锡金北部。 接着,英国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调集3000兵力,由麦克唐纳少将和荣赫鹏率领北进。荣赫鹏率先头分队偷越则里拉山口,经仁青岗、春丕,进占帕里,并于1904年进占堆纳。麦克唐纳率大队随后跟进。

    1904年,英军在堆纳、多庆之间的曲米香果、骨鲁等地与藏军对峙。英军施展阴谋,射杀500多藏兵和谈判代表。 然后进抵江孜,留荣赫鹏500人驻江孜的江洛、帕拉等村,麦克唐纳率大队人马返回亚东,以缓解其补给供应的困难。接着,英军在亚东至江孜沿线设置兵站, 建成临时后勤补给线。

    江孜英军派出360人袭击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惹拉藏军阵地,驻江孜英军仅余130人,千余藏军夜袭帕拉村,荣赫鹏险些丧命。不久,英军增援部队一部从亚东赶到江孜,重占帕拉村。

    工布等地的民兵,进占江孜、少岗间之南尼寺,威胁英军后勤补给线,并在康马、少岗之间巧妙设伏,歼灭了二三十名英军。英军分别自少岗和江洛两地出动,从南、北两面进攻并攻占了南尼寺。

    英军增援部队与原驻江孜部队会师,迅速控制了年楚河以南地区。在向江孜市区发起进攻之前,为了切断江孜与日喀则间的联系,英军集中一部兵力攻占了江孜西北方向的紫金寺。最终英军攻陷了江孜,并进抵拉萨。战争以英军胜利结束。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侵抵拉萨的前四天(1904年7月30日,),仓促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从拉萨秘密出走,经藏北、青海、甘肃,于11月到达外蒙古的库伦,1906年又离开库伦到青海湟中县塔尔寺暂住。

    鉴于甘孜的新龙县土司多年与清军交战,有人主张剥夺土司权利,改设流官治理,但遭到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反对。赵尔丰严厉镇压了这些藏人,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
    1908年,十三世达赖到达北京,短住后又离京最后到达那曲。同时,钟颖率领四川清军,向拉萨疾进;赵尔丰又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防大臣。

    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任命一部分亲英分子入主西藏地方政府,并接受了号称释迦牟尼授予的“新制金印”,废弃清朝皇帝赐予达赖的金印,这是制造“西藏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

    钟颖所部川军,在击败昌都以西各地藏军的抵抗后,经工布江达川军进入拉萨。 十三世达赖,决定由某活佛担任摄政留守拉萨,本人则经锡金逃往印度大吉岭。
    
    (六)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西藏局势大乱。英印总督明托感到机会来临,支持达赖喇嘛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的川军,联豫、钟颖所部川军逐步陷入绝境中。同时,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巴的土司、寺庙,趁机作乱,恢复原有的权力。

    1912年袁世凯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行使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并派官员杨芬等人于启程前往印度大吉岭与达赖喇嘛联系;另一方面又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于率军西征,进入康区平乱,声援驻藏川军,同时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出康南配合川军的行动。然后,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并袁世凯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离别近三年的拉萨。在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宣布“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

    尹昌衡部川军和蔡锷部滇军,从1912年6月开始西征,进入康区击溃各地土司、寺庙的抵御后,于8月底分别进抵昌都和盐井以南,9月下旬逼近工布江达。但民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电示蔡锷、尹昌衡停止进军。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德尔智赴库伦,在1913年1月11日与外蒙古签订了《蒙藏条约》。1913年4月,民国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并通知英印政府。

    中印边境东段的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南麓、邻接印度阿萨姆平原,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条传统习惯线和麦克马洪线(喜马拉雅山脊)之间的门隅、珞渝、察隅三个地区(著名的城镇有邦迪拉、西巴霞曲、里戛和阿帕龙)的居民主要是为门巴族、珞巴族,历史上一直归西藏管辖,六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门隅。西姆拉会议上,英印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签定了麦克马洪线,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
      
    1917年秋,驻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藏军,押住昌都,川军统领彭日升将其斩首。藏军发兵进袭,连陷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但四川军阀正忙于同云南军阀作战,故仅有川边镇守使派出的一个营往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俘彭日升。接着兵分两路东进,攻占德格、邓柯等七县。最后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互据雅砻江两岸扼守。这就是民国时期的藏军第一次东犯。

    这时,北洋军阀各系统分裂成直、皖、奉三系,又有南方各地军阀,孙中山的革命党相互征战,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大总统徐世昌自顾不暇,不可能同达赖喇嘛讨论藏军东犯问题。川军主力又正在同滇军激战,难以分兵对付藏军。

    1919年,甘肃派李仲莲、朱绣到达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八年来,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英国阻挠,直接派员进入西藏。朱绣等呈交了甘肃督军张广建给达赖喇嘛的函件及礼品。朱绣等返回内地,正逢直皖战争后,民国政府无暇顾及藏事,使本来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停顿下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英国插手西藏内部事务,已经危及其在藏的统治地位,于是停办了江孜的英人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同时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这实际上是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驻京代表。

    1923年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1929年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受此影响,达赖也派(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拜见蒋介石,然后贡觉仲尼回经印度回到西藏。同时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刘曼卿(西康藏族,生于拉萨),也受派取道西康入藏,于1930年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接见。

    1930年8月,贡觉仲尼由西藏返回南京,被正式任命为西藏常驻南京总代表。经国民政府同意,西藏在南京、北平、西康三处正式设立了办事处。自此,西藏地方同祖国之间近二十年的不正常关系告一段落,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经常联系。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和大金寺之间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白利。驻甘孜之川军西出白利镇,与藏军冲突。当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驻西康的川军难以两全,藏军得以顺利占领甘孜、新龙(瞻化)。1932年藏军得寸进尺,占领囊谦,包围玉树。青海军阀马步芳组织援军反攻,击败藏军,并进入西康,占领1919年以来被藏军据有之石渠、邓柯等县。 四川刘文辉亦派出一个旅,乘机收复了金沙江以东之甘孜、新龙、德格等县。川、藏两军遂隔金沙江对峙。此乃第二次藏军东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藏军失败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1934年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吊唁达赖喇嘛专使进入西藏。随后,国民政府批准热振任摄政,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 黄慕松经四川、西康,抵达拉萨,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派遣入藏的大员。

    英国忌恨黄慕松入藏,于是英国驻锡金专员威廉逊派锡金人饶依巴都入藏,名为祝贺热振就任摄政,实为了解、监视黄慕松的活动,与西藏亲英上层密商对付中央的办法,并向噶厦索要1931-1932年藏军东犯前后购买英国枪械的欠款,借此压西藏疏远中央。

    黄慕松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见噶厦所提条件与中央相去甚远,于是经海路返回中央。经噶厦同意,黄慕松留刘朴忱、蒋致余在拉萨负责电台,以保持与噶厦的接触和中央的联络。由此,电台成为蒙藏委员会的驻藏办事机构。 同时英国将驻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和电台强行留在拉萨。

    1940年,青海省湟中的幼童拉木登珠(丹增嘉措),被确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会同热振共同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离重庆飞香港、仰光,再乘船去印度转赴西藏。1940年2月,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隆重举行,吴忠信座位在达赖喇嘛之左,面南平坐,其他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率众僧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众俗官则坐南面北。由于英国挑唆低设吴忠信座位的阴谋破产,古德没有参加典礼。 吴忠信与热振协商,在黄慕松留下的驻藏机构人员基础上,于1940年4月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格仓活佛在青海迎请达赖灵童入藏,被马步芳敲诈勒索了四十多万元,弄得西藏上下怨声载道,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拨款四十万元坐床典礼经费作为补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的艰苦岁月,国民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数次拨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用,为西藏解决这一重大财政问题,实属不易。
    
    热振活佛在接待和配合黄慕松、吴忠信入藏的两次重大活动中,都表现出尊重和拥护中央的内向之心。在他担任摄政期间,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就使得英国及其支持的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把他看成是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热振将摄政位让于大扎。但大扎上台后却倒向英国,清洗热振派官员,任命亲英分子索康旺钦格来为噶伦、夏格巴汪秋德丹为孜本,西藏地方政府大权基本落入亲英派手中。

    1942年在英国唆使下,噶厦成立西藏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有事与外交局联系。这是欲将中国当成外国的一个严重的“藏独”步骤,国民政府当即予以拒绝。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却立即与西藏外交局联系。

    接着,噶厦亲英分子害死热振,震动全中国。

    1949年6月,藏军第六团从日喀则调到拉萨,在市区到处搜查共产党。噶厦政府又举行了以诅咒汉族人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的宗教仪式,黎吉生到现场助威。7月,噶厦政府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陈锡璋等人,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
    
    综观整个民国期间,中央政府已经失去去西藏的控制,甚至连形式上的控制都岌岌可危。西藏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不过形式上还没有正式独立,正所谓西藏独立“有实无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7年,西藏反动上层支持康巴叛乱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旺堆空投到山南。1958年6月,康巴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纵容下,于山南地区的哲古宗组建了4000余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恩珠仓贡布扎西任总指挥。得到美国和藏政府两方面支持的“卫教军”,随即在尼木、麻江、乌都、羊八井、贡嘎、扎朗等地袭击解放军、公路道班,并围攻山南泽当、扎木、丁青等地的党政机关等。局部叛乱就这样蔓延开来。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准备去军区大院看文工团演出,叛乱分子造谣并煽动藏民2000多人包围了罗布林卡,使达赖失去了行动自由。3月17日,索康、柳霞将达赖喇嘛及其家人劫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地区出逃。3月19日夜,叛乱武装开始向驻拉萨的汉族人大举进攻。西藏全局性的叛乱,就由这样搞了起来。

    3月29日,叛乱集团逃到了山南地区隆子县。他们歇下阵脚,决定以隆子县为临时首府,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但不久达赖便得悉:汉族人已经干掉拉萨叛军,而且挥师南下,击溃了他的山南主力“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走投无路,只得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1960年初,达赖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的小镇达兰萨拉。9月,达赖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布成立“大雪国政府”,也即“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自己为“国家首脑”。

    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和同情,达赖四处游说,六七十年代访问了泰国、日本、美国,苏联、蒙古和欧洲11国,但大多数国家对待达赖都非常谨慎。

    达赖窘迫的日子直到1989年才开始化解。当时国际格局剧变,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和苏联受挫,国际反共势力把矛头聚指中国,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染指中国的一个棋子。早已摸熟西方国家脾气的达赖立即打出了“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子遥相呼应,他在一夜之间由一个西藏的农奴主,摇身变成闻名世界的“人权斗士”。时来运转,达赖受到的国际礼遇有时甚至令他本人也受宠若惊。

    美国是达赖梦寐以求的靠山。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等6任总统。前4位总统在对华政策上,都试图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在西藏问题上终止对西藏分裂分予的武装援助,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形成了政府要员不会见达赖的惯例。直到布什时期,达赖才 靠上了美国这棵大树。

    1989年“六·四风波”后,一向以“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自居的布什突然翻脸,不仅对中国实施措施严厉、内容广泛的经济制裁,而且攻击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尤其是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的自信心和主宰世界的欲望空前膨胀,布什更做出了大胆的行动: 1991年4月18日,他在私人住处接见了达赖,打破了美国现任总统不接见达赖的惯例。在大约半小时的会谈中,布什表示将促成达赖和北京政府恢复和平对话,同时慷慨解囊,答应每年给尼泊尔和西藏的难民提供约50万美元的援助,而且美国之音也将开通藏语广播。

     克林顿与达赖有过3次会晤。第一次是1993年4 月27日,迫于中国的外交压力,美国派副总统戈尔以私人身份接见来访的达赖,在精心的策划下,两人谈得正欢,克林顿总统恰巧路过副总统办公室,于是停下来与达赖寒喧,对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作了 5分钟的象征性交谈。第二次是1994年,第三次是1995年。

    令达赖不可想象的是,有朝一日他的名字还会与诺贝尔和平奖维系在一起。10月5日,当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作完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演讲并呼吁美国对中国实施经济贸易制裁,回到老友加州大庄园主赛昂家休息的时候,美国之音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意外的惊喜使达赖措手不及,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更不可思议的是,达赖碰到了一个比美国更慷慨更友好的救世主----李登辉。1988年李登辉就任台湾总统,玩起了“隐性台独”,利用台湾的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大搞“务实外交”,公开制造 "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既然搞了“台独”,国民党政府历来反对藏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也就变得空洞无物,李登辉索性撕下脸皮,向达赖抛献媚眼,频频发出邀请达赖访台的信号。1989--1991年,李登辉掏了3000万美元支助流亡藏人。1992年台湾成立蒙藏基金会,当年编制预算就高达3000万美元。李登辉在支持台湾独立方面不遗余力,李登辉是汉族人,可是在思想和文化上不能说是汉族人,更象一个大和民族的人。支持西藏独立便是解除汉族对大和民族的威胁的步骤之一。

     1993年,达赖派出二哥嘉乐顿珠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台,为自己下一步出访铺路架桥。李登辉告诉嘉乐顿珠,达赖关于西藏独立的主张完全符合台湾的政策,他欢迎达赖访台,愿意和他讨论“如何为藏胞赢得真正的自由”。

     1997年3月底,达赖以“宗教人士”身份登上台湾岛。李登辉在桃园巨蛋体育馆为达赖安排了一连两天的弘法大会,近2 万名信徒接受了达赖的灌顶,场面宏大。法会结束后,台湾“中国佛教会”当场将50万美元的“供养金”赠给达赖,并表示还有部分供养金将来转给达赖,这让达赖乐不可支。

     实质性的活动则是与台湾当局的会晤。台“考试院长”许水德,“台湾省省长”宋楚喻、“内政部长”林丰正、台“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以及李登辉都先后会晤了达赖。李登辉在台北宾馆与神交已久的达赖举行了45分钟的英语会谈,“台独”与 "藏独”的核心人物终于汇流到一处。

     不过,达赖也有不安的事情-----转世问题,而这件事情又是最致命的。

     早在1984年,达赖年满58岁的时候,这块心病便悠然升起。按照祖先规定,历代达赖班掸转世寻认都必须在西藏境内完成,而达赖喇嘛却在国外。按照传统,达赖喇嘛过世后,首先要由先知和喇嘛协商,确定转世出现在何方,然后要观察云彩的奇妙形状,再让高级喇嘛到拉萨附近的湖泊中寻找湖水中显出的未来的幻影,根据幻影的神示寻找转世灵童。然而印度却没有这样的圣湖。

     达赖无法名正言顺地安排身后之事,于是企图改变几百年以来历史形成的活佛转世的定制,或者在流亡的藏人中寻找转世,或者终止达赖制度。

     1993年9月,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达赖:“在你之后还会有第15世达赖喇嘛吗?"达赖回答:“在迄今为止的政权下,肯定不会有了。”他伤感地表示自己将是最后的达赖。 李登辉是汉族人又不是幼童,所以不能当转世的达赖喇嘛,他只能等待下辈子。

200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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