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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事件

教派与王权的斗争---周武帝灭佛 观看人数:4482 次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北齐书·樊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站长发布  200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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